二堂是知县的日常办公室，知县每天除上午升大堂理事外，多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级，小范围研究工作。除此之外，多数的民事案件也常在这里审理。这是因为民事案件的审理不需要大堂的森严气氛。

二堂正中屏风上绘有“松鹤延年图”，这与大堂的“山水朝阳图”相比，无疑多了几分生活气息，案上的令签也与大堂不同，只有黑色而没有红色，表明在二堂一般不判处死刑，屏风上方悬有匾额“思补堂”，原称“退思堂”，均为退思补过之意。知县坐在堂上，抬头便可见对面屏门上所悬“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这六个字提醒知县断案时要权衡三者，做到合法，合理又合情。

明清时期，民刑案件的审理是分开的，刑事案件在大堂审理，民事案件则在二堂。在二堂断案时，知县通常是给原、被告讲一些三纲五常之类的内容，用这些封建伦理道德来教育他们，从而达到化解纠纷的目的，一般很少动用刑罚，除非当事人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单靠说教不能解决问题才用刑。

内宅

穿过二堂，便到了知县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内宅，内宅所悬匾额为“勤慎堂”，这是由于古代作为一个好知县的标准是清正、勤快、谨慎，“清”字是为官之本，是众所周知的身为一官的基本准则，所以不需写出来，加之，清初大兴文字狱，“清”字又是国号，所以后人慎用“清”字。由于一些涉密的案件也在内宅审理，故老百姓也称为“三堂”。内宅所悬楹联为：

治赋有常经勿施小恩忘大体

驭官无制法但存公道去私情

意思说做官有做官的原则，不要为了一些小恩小惠忘了基本原则，要

“存公道去私情”。虽然匾额中“勤慎堂”将“清”字略去，但在这副对联中却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可见“清”是身为一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的。

明清两代，知县须在500里以外异地当官，朝廷制度森严，知县不许携带家眷，知县家属也不许来探望，加之交通不便，知县一年四季辛劳在任上。只有每年腊月二十至次年正月二十为封印期，为知县的一个月假期，知县方可以回家，由县丞、主簿、典吏等处理县衙日常事务。

内宅东西厢房为客房，有上级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

大仙楼

平遥县衙署中轴线上的最后建筑是大仙楼，这是其它县衙所没有的.大仙楼是平遥县衙署中唯一的元代建筑，始建于元至正六年，历次的重修；扩建都很少动这里，以至使这里地势最低，然而建筑却是衙署中最高的，而且保持了初建时的格局。

楼下东屋是衙署的厨房，根据汉族居所建筑风水学“坎主震灿巽门“，都把厨房建在东面。西房是炊管人员的住房。正房是北方的特色建筑窑，窑冬暖夏凉，这里是知县用餐的地方。正窑门外悬挂一联，曰：

柴米油盐酱醋茶除却神仙少不得

孝悌忠信礼义廉无有铜钱可做来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除了神仙每一个凡夫俗子所离不了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朱子八德“是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提出的做人的基本品德。

大仙楼上供奉着守印大仙，据民间传说，守印大仙就是狐仙，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将其奉为“守印大仙”虔诚供奉于此.大仙楼外的楹联是：

名场似奕无同局

吏道如诗有别裁

做官尤如下棋，要勤动脑，慎动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一勤一慎，这也正是内宅“勤慎堂”匾中所蕴含的为官之道。“奕无同局”“诗有别裁”，即“治赋无常经”为官者必须能够驾驭各种不同的局面，无制法可循。可以看出做官也是一门学问，需用心去体会其中的奥妙。

粮厅花厅以南为粮厅，是县衙存储粮食的地方，粮厅旁还有磨房，原先有一座大石磨，用来加工粮食，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由壮班衙役干的，粮厅前有一棵古槐高耸入云。

六房

“吏”“户”“礼”“工”“刑”“兵”六房位于大堂东西两侧，“吏”“户”“礼”居东，“兵”“刑”“工’居西，它们分别与东边的钱粮库和西边的武备库这两库房合称“东司”和“西司”。

东库房由县丞(正八品)分管，西库房由典吏（从八品）分管，六房的正职称“经承”，副职称“管年”。其中，吏房管理县所属吏员的升迁调补，下委任状，负责登记本县进士，举人副榜封爵等，其职能相当于“人事局”，户房又称“户粮房”，主管全县征粮纳税折成银两押解上缴朝廷国库，遇灾荒之年还办理赈灾放粮事宜，户房的“经承”又习惯称“钱谷师爷”，户房相当于今天的“粮食局”。礼房主要管理儒学、教育、庆典、祭祀等，科举考试时协助知县教谕，组织童生应试，监场、发放试卷，操办各种庆典，主管知县出巡、仪卫、鼓乐。兵房主管全县征集兵丁、马匹、训练兵卒，向上级输送兵员，驿站、铺兵、城防、剿匪等均属兵房管辖之事。刑房主管本县民刑案件，其手下有“管年”、帮助、刽子手、狱卒、仵仆等。工房主管全县蚕桑、织造、修筑公署、城防、庵观、庙、塔、兴修水利、铸造银两、铸造枪炮器械、雕刻塑造、销毁假币等。六房各司其职，同时由知县统筹管理。

陆北辰随时在衙门当差，可是对于刑狱之事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他早早的向人打听了。

县官是一县父母，也是首席法官。在他之下，有一个由县丞、县尉以及主簿组成的法官团队。这些人或依职权，或经授权，以主审官的身份处理刑事、民事案件。击鼓原是下班号一有冤情，便可“击鼓”？大堂前所设的那面大鼓，本来是为宣告县太爷下班所用，普通老百姓要打官司，须先递状子。所谓的状子，官方称谓“诉状”，。这份状纸，两造具备，案由与事实清楚，笔法老练，严格遵循着诉状的法定格式，极有可能出自持有官府颁发执照的法律文书撰写人——“代书”之手。口供、五听和刑讯如此一番折腾之后，方能进入正式的审判。按照审判程序的规定，先审原告，再审被告，其后询问证人。首先由原告跪在公案左边的原告石上，按照法官的要求，将案由和事实陈述清楚。然后拘唤被告，被告的位置在公案右边的被告石上，法官将根据原告的控诉，讯问被告。如果被告不服，则询问证人。证人证言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证言与原告指控相吻合，则继续讯问被告；如证言各执一词，则使原告、被告、证人当堂对质。口供，主要指被告人的供词，在证据制度中占据最重要地位。古代法官对口供非常重视，审判程序围绕口供的取得进行，最终的判决也建立在口供基础之上。口供作为古代诉讼证据之王的地位，随着“五听”狱讼审案方式的应用而确立，并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五听是一种通用审讯方法，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应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曰辞听，即所谓听其言词，理屈则辞穷；二曰色听，即所谓察其颜色，理屈则面红耳赤；三曰气听，即听其气息，理屈则气不顺；四曰耳听，即审其听觉，理屈则听不清；五曰目听，观其双目，理屈则眼神闪烁。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刑讯是获得口供的法定手段。为了避免刑讯滥用而造成冤狱，法律对于刑讯程序的规定非常严格。所谓的“大刑伺候”，主要就是打板子。例如在唐代，刑讯时使用长三尺五寸，大头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的专用讯囚杖，只能击打背、腿、臀，且要求这三个部位受刑相等。刑讯不能超过三次，用刑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下。如果达到了法定的考囚次数被告人仍不肯招认，便可以取保，并反过来拷问原告人。结案判词花样多案件审理完毕，即进入结案程序。古代对案件的审结都要求司法官吏能引用法律、依据事实做出判决。与现代法院的制式判词不同，古人的判词非常简练，且透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肃穆的公堂，头顶着“明镜高悬”匾额的县太爷端坐在公案之后，如狼似虎的衙役分列两班，惊堂木一声脆响，不仅把堂下的人下了一跳，更是把围观的百姓唬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