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陵虽然对于不能得知具体的入京时间而有些苦恼，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能进行的前期准备。

既然不能知道某个特定的节点，那就把嘉靖三年的整个事件线索给梳理一遍！

而嘉靖三年的大事件，认真追究起来也只有一件而已——那就是深刻影响了本朝四十余年政治格局、政治模式、君臣关系等等诸事的“大礼议”。

严格而言的“大礼议”，只有正徳十六年、嘉靖元年、嘉靖三年三次，而嘉靖十七年的“称宗祔庙”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议题。

所谓“大礼议”，就是议大礼。议的什么“大礼”？

就是嘉靖皇帝作为藩王入继大统而衍生出来的嗣脉问题。

再说的详细一点，就是议清楚嘉靖皇帝朱厚熜究竟是过继给孝宗皇帝以儿子的身份来继承大统的，还是以武宗皇帝的堂弟的身份继承大统的。

这不仅仅是“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的问题，更是皇室大宗、天下大统究竟是那一支嗣脉的问题。

本来杨廷和等元老辅臣的思考是这样的——朱厚熜被过继给孝宗皇帝，称孝宗皇帝为“皇考”（“考”是父亲去世的尊称），称他本来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

这样，大统就仍然是“明太宗（当时未改为明成祖）朱棣——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这一主脉的。

而嘉靖皇帝则在不断的抗争中，在事实上达成了另一种结果——另立主脉。

也就是说，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虽然一生都只是藩王，只是朱家的旁支。

但在嘉靖皇帝的屡屡加封之下，先成为了“兴献帝”，又成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后来又成了“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最后甚至入了太庙。

把正经当过皇帝的先祖“明仁宗”给放到了祧庙，让自己一天没做过皇帝的亲爹入了太庙，且上有“睿宗”的庙号，做到了这一步，嘉靖皇帝这一脉已经在不融入孝宗皇帝一脉的情况下成为了朱家的大宗。

如此一来，嘉靖帝既不是过继给原本大宗的养子皇帝，也不是兄终弟及的普通旁支藩王之后，而是父亲入了太庙的正统一脉的后人了。

那么大礼议作为一个政治抓手，不仅仅让嘉靖皇帝在朝廷两派的攻讦中得以把弄权柄、培植势力，更是达成了增强自身即位合法性的政治目的。

毕竟“顺应天命”克继大统另立主脉的皇帝，比起被内阁大臣联合太后选中过继给主脉的皇帝，先天政治底气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而，即便是从事件本身的角度来考虑，大礼议也不只是个礼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只是作为一个权斗幌子的政治斗争问题，更是事关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