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励过诚惶诚恐的许经主后，杨道陵与邵老道坐上了回达观院的马车。

吃过简单的午餐，杨道陵一个人来到了想尔阁，在靠近东侧的案桌处落座，开始思索起了明年的事情。

毕竟现如今的江西和上清宫，该做的事都做了，该交往的人也都交往了，已经是一片大好局面，所剩下的也只有一些收尾的琐碎工作而已。

因此，是时候来详细考量嘉靖三年入京的事情了。

不过，虽然他每天晚上都回忆《大明世宗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实录》，却从来没想起邵老道究竟是在哪个特定时间赴京的。

反而是从前世对《明史》的泛读中，大致回忆起了嘉靖三年这个宽泛的时间段。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我大明的早早废除了起居注制度，导致紫禁城内的秘事很难为史官所知。

遥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对起居注制度是两起两废，到最后不说起居注了，连翰林院相应的编制都没有了。

而后世有些我大明的孝子贤孙皇帝，比如孝宗皇帝（嘉靖的伯父），比如世宗皇帝（嘉靖），有时突发奇想要重新恢复起居注制度，却因为太祖爷废除得太干净，筹措起来相当麻烦，再加上没有强力推动，于是便都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后来张居正秉政，有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这才在万历朝恢复了完整的起居注制度，而万历起居注也成为了明代唯一一个较为健全的官方大内史料。

因此，前代的实录俢篆编纂的时候可以参考起居注，而大明的实录俢篆编纂的时候，却只能参考六科、通政司存留的奏章副本，实在是极其干瘪匮乏。

那么，大内之事不能见载于世宗实录，也就非常寻常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召见邵老道入京一事，其实是秘密进行的。

国朝历朝的实录往往都是由翰林官俢篆，比如实录总裁官副总裁官是内阁辅臣，而普通的史官则由七品到五品的翰林词臣充任。

由于内阁大臣常常能在文华殿一类的地方被圣上召见，而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能在经筵给圣上讲经之时得以面圣，故而对于大内之事，这些后来充任史官的翰林词臣们也不是一无所知。

不说皇帝的亲口透露，也不说司礼监太监与阁臣对柄机要时的闲言，更不说一些恩荫的中书科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的小报告，只说这些翰林词臣自己在紫禁城行走之时的双目所见，就足以获知一些宫闱之事。

然而，翰林词臣的活动场所与行动路线毕竟是比较固定的，紫禁城其他地方的事情很难尽入耳中，更不要说一些高规格的秘事了。

于是，被秘密在偏殿召对的邵老道，在世宗实录整个嘉靖三年的记载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次。

还是从后世整理的《明史》中相应的传记里头，才能够得知邵老道在嘉靖三年被征召入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