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礼议”放到嘉靖三年这个年份来分门别类，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和两个脉络。

两个脉络，分别是称呼和尊号的一个脉络，和迎神主的一个脉络。

两个阶段，分别是正月到四月的一个阶段，和七月到九月的一个阶段。

杨道陵先从简单的脉络——迎神主——来思考。

所谓“神主”，就是死去之人的牌位，是供在祠堂里让子孙后辈来祭祀的。

而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正是第一任受封的藩王，本来应该在其封地兴国的藩王祠中享受万世不祧的祖宗待遇。

但是嘉靖皇帝远居北京的皇城大内，距离安居州的兴国何其远也，自然是不能去祭祀父亲了。

于是嘉靖皇帝出于“纯孝”，常常“深感不安”，忍受不了不能亲自祭祀父亲的痛苦，只能让人把亲爹的神主牌位迎到北京了。

迎到北京放到哪里？首先肯定要放在紫禁城或皇城，这样才能常常祭祀。

于是嘉靖帝决定，就在紫禁城内的奉先殿供奉老爹神主了！

可是奉先殿乃是正经的皇帝家庙，供奉的都是皇帝，老爹此时就算有“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称号，也不好直接进入。

毕竟称呼问题和入庙问题比起来，还是后者更加难以应对。

于是嘉靖帝就决定在奉先殿东侧再开辟一个小室，名之为“观德殿”。

在观德殿供奉，又不是在奉先殿供奉，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个脉络较为简单，另一个脉络则稍显复杂，而且牵扯人物甚广。

尊号与称呼的问题，其实在正徳十六年和嘉靖元年已经议定过一次了。

结果是，给嘉靖他爹兴献王上以“兴献帝”的尊号，给嘉靖他娘上以“兴国太后”的尊号。

而在称呼上，则是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孝宗皇帝的正宫为“圣母”，而称呼自己爹娘为“本生父母”。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嘉靖帝有两个爹，两个娘。

“皇考”“圣母”是法统意义上的爹娘，而“本生父母”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爹娘。

这自然是嘉靖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在嘉靖二年末到三年初，嘉靖皇帝以各种不配合的举措让首辅杨廷和以及他提拔的几个尚书相继致仕退休，先清扫了一部分最上层的阻力。

而远在南京的张骢、桂粤、席书等参与过议礼的几个人，纷纷嗅到了再次开战的信号，于是接连上书上奏，从古籍、古圣人、前朝旧事中找出法理依据，陈说了更该尊号和称呼的必要性。

嘉靖皇帝自然是“章下所司”，让大家都讨论讨论。

而从阁臣到尚书、从御史到给事中、从南京到北京，大批大批的人都针对张骢等人的奏疏展开了批驳。

嘉靖皇帝于是将张骢和桂粤从南京召回来助拳，而让老伙伴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顶上空缺出来的礼部尚书一职。

总而言之，就是叫支持自己的几个人来北京和对面一帮子大臣和言官当众辩论。

在路上的时间当然也没有浪费，一封一封的奏疏被送到通政司，经嘉靖皇帝阅览之后下发给各部，而又会引出来一大波批驳。

不过，事情的节奏掌握在嘉靖手中，议不明白，或者说议出的结果不满意，自然就是“再议”，再议不明白，就是“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