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望。”遂命草诏，谓侍臣曰：“其辞乎？”皆曰：“徵昔为侍中，卒以退让，储傅之重，恐必不当。”太宗曰：“徵识吾此意，将不固辞矣。”及诏下，拜为太子太傅，公自陈有疾，太宗谓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忠正以为辅弼。昔周幽晋献废嫡立庶，有国行此，国必危；有家行此，家必败，如汉家几废太子，赖四皓来助，乃始得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如公疹病，可卧护之。”公乃就职。”（《魏郑公谏录》）

李世民在李承乾威胁感极大的一个时候——“内外庶僚，咸有疑议”时，做了一个极有深意的举动：把魏徵遣傅皇太子。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行为、政治手段，但是它最终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个人愚见，这是因为李承乾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这场夺嫡的政治博弈中，与其说他是基于政治规则和博弈手段在进行夺权，不如说他本质上一直是作为儿子在争取父亲的支持和认同，并通过争取这个得到父亲“奖励”给争宠获胜者的皇权。在他发觉“他自救必须要从根上反抗”从而策划政变之前，他和李泰的夺嫡之争一直都是“争宠”行为，他们固然有在朝廷中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拉帮站队，但是李世民对朝局具有绝对压倒性的把握。这一点和李世民作为军功集团话事人与实权皇帝李渊进行的长期政治博弈与最终的流血政变是有本质区别的。

李承乾没有成为成熟的政治家，他的治国优秀，其实本质上是他凭借天资，对父亲的循规蹈矩的模仿，和“评价体系”规范后的结果。他始终在重复小时候被摆布的生活模式，而这是因为他在畸形的环境下成长，从来没有机会建立真正的自我。

为什么说李承乾的成长环境是畸形的呢？

李承乾在很小的时候，他的父爱缺位，在自我认知的第一阶段，他没有得到同性别的父亲给他的“男性成长”的体认反馈，他得到的，只是母亲给他的关于怎么做一个男人的规劝。而随后，他在一个自我认知倾向于模糊的状态下，被强迫灌输着圣贤之道，被当作一个拥有成熟社会定位的成年人来期待。最可怕的是，当他越来越大，在建立成年人的社会定位的过程中，他却持续被当作一个“不道德的主体”来看待，处处看管，被一群人严苛贬斥，动辄得咎，像对待一个孩子。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君父的要求，是“严父”，是“公大于私”，是“先君臣而后父子”。这导致了身为“封建君父天花板”的超级合于古代社会期待的理想君主李世民，在做教科书极的君王的同时，给予了李承乾教科书极的培养范式。

古代严父的“严”往往表现为用“严”逼迫后代顺应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李世民的严表现在对李承乾的高要求和苛刻审查方面。李世民的严和他作为皇帝的公心是分不开的，他必须培养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必须达到他的要求，这个继承人不可以不能干，不可以不仁厚。所以，李承乾如果不符合他的期望，他是一定会给予负反馈的。

当然，我们看待李世民的教育范式需要辩证地看待，不能只看一面。我们熟知的李世民其实是个有名的溺爱孩子的“慈父”，具体的史料非常丰富，这里不作列举。李世民的慈表现为他的“同理心、包容心”、“物质上的极大支持和关切”、“对储君独立性的尊重”、“对好成绩的不吝赞美”等等。比如，他能理解太子为什么犯错，因为太子长在深宫，不识民间疾苦，这是非常客观、唯物的归因，也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包容。比如，他屡次曲里拐弯地通过臣子来监督和约束李承乾，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更接近李承乾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他刻意地培养储君的权威（当然了，这个方式的副作用非常之大）。比如，他夸赞和肯定李承乾治国理政的优秀总是公开的、及时的。比如，他为承乾所做的那么多次夸张的祈福活动。最后，当然还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双标：谋反案从犯全部处决，主犯流放，主犯死后废朝，葬以国公礼。

所以，评价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育方式时，如果你说他是完全的“渣爹”，那肯定是不公正的。李世民对李承乾的爱、关注和投入并不少。但是你要说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育已经“仁至义尽”了，又显然是对李承乾的不公。因为李世民的教育方式具有很多的不合适。不幸的是，李世民对李承乾的“爱”和“不合适”，通通成为了逼迫李承乾走向悲剧的催化剂。他的教育方式，恰好对于李承乾的处境来说是致命的。

李承乾得到的教育范式像什么呢？这里不恰当地类比一下现代的家庭：好像是孩子要啥给啥，物质极大丰富，让孩子建立了孩子王的权威。但是，孩子走歪了就砸钱让家教劝，而家教只是来上班的，家教取悦的对象是家长，家教只能输出，来获得尽职尽责的美名和加班费。而家长做的是对孩子输出负反馈，使孩子暴露于威胁感中——唯一实现自我的“孩子王”身份被剥夺的威胁。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李承乾的处境是“权力上惯坏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隶”。

“惯坏”使得他无法因为独立接受来自现实的惨痛教训而真正成长，“放逐”使得他无法通过接受父亲的政治实践，建立成熟政治家的认知体系和实力而成长。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是，他在世俗定义权的统治下是没有“自我”的。

“自我”又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是个体对其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人际关系及社会角色的认知。李承乾的自我定义从来就是“被决定”的、“被塑造”的，他少数几次自发自觉地“自我建立”最后都支离破碎了。因为他没能冲破世俗定义权对他人格建立过程的统治。与他形成对比的恰恰是他的阿耶李世民。李世民是有自我的，“威凤”就是他的自我。李世民是强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但这种差别实在是无可奈何的。李世民生逢乱世，且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在乱世中建功立业，李世民的整个人生都是在极其复杂和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度过的。根据辩证唯物论的理论，人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稚嫩”向“成熟”前进，通通都是亲身在实践中完成的，实践可以让其到达事物本质的、全体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实践让一个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建立自我并且实现自我。而李承乾不具有这样的实践机会。一方面是他的实践在阿耶的庇护和强制规训下只能被困在“模仿父亲”的阶段，一方面他在世俗评价体系的统治下难以萌芽和生长他的自我人格。

综上所述，畸形的环境导致他难以成长为“人格独立”、“认知体系成熟独立”、“拥有牢固实践模式”的政治家。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他到最后依然是个没有建立自我的孩子，活在童年模式里。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李承乾从未真正“长大”，从未“脱离”和“打倒”世俗定义权对他的统治，就连最后，最具有反抗意义和“自我建立”意义的政变规划，都是以一种天真的模式进行的。到最后，面对千古一帝，他都只是一个忍无可忍的胡闹的孩子。

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如何才能化解？

所以对于这对父子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和解呢？根据上文的分析，我认为，关键在于让李承乾树立自我，并且从自我生根，推翻“世俗评价体系”对其的绝对定义权，树立安全感。

而“树立自我”和“获得安全感”的标志也并不在于索求所谓“父亲的偏爱”（与青雀争宠），或者争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功夺嫡），而是在于李承乾完成“精神弑父”。

注意，这里的精神弑父与西方理论中说“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必须要完成精神弑父”的逻辑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文明和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矛盾与古希腊等古代西方不同。关于这两种“弑父”模型的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原因实在内容太过庞大，这里不做展开，这里主要解释一下李承乾的“精神弑父”是什么含义。

李承乾的“精神弑父”并非必须要他在精神上弑杀他的阿耶，甚至相反，他想要走向和谐的自我人格成熟之路，他反而必须站在阿耶的肩膀上。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李承乾是可以对“君父的定义”进行和平解构的。中国文化的“儿子继承父亲”、“儿肖父”式成长模式不同于西方的“儿子取代父亲”。这种中庸之道体现在：儿子崛起，父亲退休的过程中，儿子是通过征服“星辰大海”来夺取“父亲的绝对定义权”，而不是“毁灭父亲的全部力量”。

其次，客观地、唯物地考量一下李承乾建立自我的实践——政治实践，就会发现，他父亲作为人类历史上都绕不开的一座丰碑，他不可能不站在这座丰碑上，来获取超越时代的高度和广度。

因此，李世民和李承乾的父子矛盾的化解的前提是李承乾在精神上毁掉“来自于君父的定义权对其人生意义的绝对统治”。他必须把被定义的模式彻底推翻，转而面对世界，建立自我作为衡量的标尺。像他的父亲李世民一样。

只有当他能像他的父亲李世民一样，获得人格上的成熟，甚至伟大的升华，他与他的父亲才能真正拥有人格上的平等交流，也因此他们之间才能拥有真正纯粹的相知的父子之情。因为他们可以站在差不多高的位置看待世界，也因此方能理解彼此。

那个时候，他仰望他的父亲，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在仰望一个英雄，而不是恐惧的孩子在畏惧统治他的权威。他敬爱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政治理想的储君在仰望封建史上最值得以完美来形容的帝王，而不是仅仅崇拜和贪图其皇权。他乐意接受父亲的教诫，哪怕是极其严厉的，是一个强者胸怀远大、自我批判的结果，正如他的父亲需要贤臣犯颜直谏一般，绝不再是弱者对定义权的卑微臣服。只有如此，来自于唐太宗的教诫才不再是“否定”威胁，而是对李承乾自我建立和理想实现的最强辅助，是上苍赐给一个未来帝王的最好的礼物。这样的话，才会得到最完美无缺的happy ending。

参考资料：

[1]旧唐书

[2]册府元龟

[3]资治通鉴

[4]新唐书

[5]帝范

[6]贞观政要

[7]历代编年释事通鉴

[8]魏郑公谏录

[9]社会心理学第8版

[10]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