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为何‘倒行逆施’？

李承乾最早暴露出的“叛逆”倾向，是以“阳奉阴违”的形式出现的。

“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宫臣或欲进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旧唐书》）

我们直观地去理解它，很容易理解，就是淘气小孩畏惧家长责怪，人又聪明，所以很会忽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偷偷地维持自己的快乐生活。

这个简单的行为体现了一种潜意识，就是“做人”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本质概括来说就是在世俗评判体系里保持一个“面子”。无论“里子”如何，“面子”一定要有，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得不面对“被定义”。

而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对一个人的定义是用他人来完成的。孔孟之道中，“他人”才是永恒的主体，一个人的定义由众多来自于外界的伦理关系、社会信条、他人评价来构成，却唯独缺少了这个人自己对自己的定义，也就是少了个体的“自我”。儒家文化是没有“自我”的。

对于李承乾来说，他身处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身处于封建社会结构中，“君”和“父”的对他定义、“天理”和“道德”对他的评判，这两种层面上的定义对于他的立身之本有绝对的决定权。所以李承乾出于畏惧李世民也好，出于屈服于礼教对太子的规训也好，本质上是他畏惧被世俗评判体系否定，因为否定之后紧随着的往往就是惩罚。

注意，这个惩罚绝不是指某一次责罚那么简单的。这里的惩罚是整个评价体系对于违背者毫不留情的剿杀，是对这个人做人根基的根本威胁。这种惩罚带来的，是对一个人生存条件和人生价值的践踏和毁灭。对于太子来说，最直接体现这种惩罚的就是“失权”。太子失权，意味着他整个的人生意义——“做太子”被拿掉了，他的人生都会随着失权而沦为一堆无意义的废墟。他失去的不只是“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而是作为社会人的一面的彻底坍塌、彻底抹杀。他将失去来自外界的积极认同，会被这个世界所鄙弃。

所以，李承乾的潜意识里是恐惧被否定、失权的。他每一次恐惧“犯错受责备”，看起来并不是大事，但其实和他对“被否定、失权”的恐惧是同构的，因为对“被否定、失权”的恐惧是他恐惧受责备的根源。

虽然他恐惧，而且他的自我在定义权上面是被动的，但是，他的自我需求毕竟也是实实在在存在呀。他的聪明，让他采用“阳奉阴违”方法来应对个人需求与他人需求的矛盾，也因此，阻碍了他被评价体系的彻底规训和异化，这为他后来更激烈的反抗埋下了伏笔。

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他在这种状态下，又往哪个方向发展了？

先看“面子”方面。李世民对他的面子是给予了正反馈的。李承乾写的治国策论，三页纸，被李世民拿去给大臣们炫耀，评价其：“深得经邦之要也。”李承乾监国的能力也被李世民肯定，评价为“颇识大体”、“颇能听断”，并且放心地给予了他很多监国机会。这种正反馈下，李承乾是会骄傲、舒心的，这是一种心理机制上的给予和奖励。

再看“里子”方面。李世民对李承乾的各种德行有亏是给予了负反馈的。这些负反馈包括但不限于：斥责、对贬斥李承乾的臣子的鼓励、表现出对其他孩子的偏爱、不屑一顾的冷暴力。这种负反馈下，李承乾是会受挫的，这是一种心理机制上的剥夺和惩罚。

如果不把这些作为教育范式来衡量，也不去思考李世民的出发点是不是好的，单看这种“对待模式”本身的形式：在“被优待”与“被劣待”的起伏之间，李承乾的自我认知状态在不断被“调教”，每一次调教本质上都是对这个评价体系本身的内化和加强......是不是与PUA的原理非常相似？

为什么像PUA呢？因为李世民对于李承乾的规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直接参与干预，而是假借他人之手干预，并且他自己总是直接给出定义（评判），而不是建议（改造）。这种不定期出现的定义，在李承乾的行为认知逻辑中并没有充当“引导”，而是充当了“判决”。它所加固的不是父对子的教诫，而是君父对臣子的绝对定义权。

这种PUA模式训练了李承乾对君父定义权的臣服和依赖。正反馈是萝卜，负反馈是鞭子，他的定义以及定义背后的“存在安全感”被牢牢绑定在这样的正负反馈过程中，使得李世民的反馈与李承乾的潜意识恐惧——“被否定被夺权”形成了强捆绑，最终导致他活在患得患失之中。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泰的野心和竞争”形成了一个外于李承乾个人矛盾，真实存在于权力竞争场域的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威胁有玄武门事件背书，有“掌握绝对定义权的君父”产生了“废立之心”的各种疑似证据的加持。

李承乾对君父定义权的臣服、李泰的存在和竞争，都是对这种定义权所造成的压迫扭曲的加强，最终让李承乾彻底地从各个层面上滑向对“被否定”及“失权”的极度恐惧中。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分析出：李承乾的倒行逆施有两个层面的动因。

第一个层面，是由于世俗评价体系对他不利、倾向于否定时，他按照“礼教”、“君父”的期待来做事的动力坍塌了。换句话说，装面子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不用再装是一种解脱。但是他又不具有积极的自我动力，于是他就会自甘堕落、自我放纵。自甘堕落是“失去世俗评价体系的正面反馈”的结果，而自我放纵则是他建立消极自尊、发泄压抑的自我需求、反抗世俗评价体系的渠道。

第二个层面，倒行逆施是人在恐惧对事情失去控制时想要找到控制感的应激反应，他的“倒行逆施”是在“行使权力”、“发泄权欲”，因为他恰恰恐惧的就是失去这个权力。

李世民和李承乾父子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一：李承乾缺乏安全感

李承乾缺乏安全感，有四个层面。

第一，他渴爱。他缺乏从幼年时期为他建立安全感的亲密关系。

李世民在秦王时期无可奈何的父职缺位造成的结果是：李承乾的亲密感和安全感最初一直由长孙皇后完全提供。而长孙皇后早逝后，他无法再获取来自父亲的亲密关系，因为李世民给他的父爱比起常规的父子亲密关系，更像是君王对储君的规训。后来李承乾到哪里寻求亲密关系呢？称心。‘称心’称的是什么‘心’？是自我的建立，是亲密感的需求。而最终，称心被君父的规训杀死了。一个缺乏父爱提供的安全感的太子，在夺嫡风波中的安全感一定远低于拥有父爱提供安全感的李泰，这也是李泰比李承乾表现得更镇定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沟通模式的恶性循环。

李世民给予李承乾的处境可以用两个比喻来描述：“权力上惯坏的孩子”和“精神上放逐的奴隶”。权力上的惯坏，体现在李世民对李承乾的教训总是以“回避”、“间接”、“沉默”的方式出现的。他身为最有强力打压李承乾滥用权力的皇权所有者，却偏偏在这件事上选择迂回。迂回的结果是，约束反而更加激发了李承乾的逆反，权力滥用非但没有被遏制，甚至在李承乾心里得到了一种“能奈我何”的激励机制。精神上的放逐体现在李世民只做审判，不予“修剪”和“培植”，甚至放任不管，冷眼旁观（这个当然也常被解读为惯孩子）。这种“放逐”关闭了孩子在他的“正确路线上”蹒跚学步的机会，而只是“犯错便惩罚”，宛如管理“奴隶”般简单干脆。而致命的是，这两种模式互相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权力上越惯坏，越倒行逆施，越精神上被放逐（被冷落），越权力上被惯坏......再加上李泰的从中作梗，恶性循环愈发难以被打破。

第三，是足疾折损了李承乾作为“天之骄子”的骄傲。

在早期史料中，李承乾的意气风发之态是十分耀眼的。

“皇太子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阐法。有令。召法师慧净。开法华经。又遣道士蔡晃。与师抗论。晃问。经称序品第一。未审序第何分。净曰。如来放光现瑞。此其序也。第者为居。一者为始。晃曰。第者弟也。为弟则不得称一。言一则不得称第。两字矛盾。何以会通。净曰。向不云乎。第者为居。一者为始。先生既不领前宗。谬陈后难。便是自难。何成难人。晃乃请为重释。净谓其愚迷不领。锉折数番。晃蒙惭而止。皇储怡然大笑。合座欢跃。令曰不图法乐以至于斯。净频入宫闱。抗论无碍。寻下令曰。慧净法师。名行著闻。请为普光寺主。道俗归敬。仆射房元龄。太常褚亮。尤所敬重。”（《历代编年释氏通鉴》）

而足疾这个不完美因素，在很重礼仪体统的古代一定会对储君产生不小的坏影响。

第四，是客观存在的夺嫡之争。这个绝对是热点话题，网上讨论无数，这里就不展开了。

李承乾自己对于自己的不安全处境是具有十分明确的自觉的。这是政变败露后李承乾回应李世民的话：“会召承乾谴勒，承乾曰：“臣贵为太子，尚何求？但为泰所图，与朝臣谋自安尔。无状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事。若泰为太子，正使其得计耳。”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新唐书》）

李承乾的这一段自白表现出了他的犀利与敏锐，他对自己的困境具有清醒的认知，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能力从其中超越出来。

根源二：畸形的环境导致他无法成长

这个小节是从上一节：“安全感”深入，然后发散出来的。在讨论这个小节的内容之前，必须要分辨一个事件，以明确为什么“无法成长”这个根源与“安全感缺失”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