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旧不太记得我是谁。但此时至少能理清一点儿目前的状况了：在晚清，华人，着英国制衣，正被抬进三元里村。这情形，简而言之，可能活腻了。

不是很明白老天爷安排这个副本的居心何在，可能人间的幽默感和命运不太一样。但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确定跳动得不止是青筋，还有动脉。也就是说，这副躯壳是真的，脑子里闪过的反倒是妄想。卓别林说世界是一个大马戏团，既让我兴奋，又令我惶恐。我察觉不到兴奋的可能，迎面涌来的只有惶恐。可能，我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至少测度一下自己是不是神经还正常。

比如，我为什么知道卓别林？

默剧大师卓别林当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生于1889年4月，卒于1977年12月。但这样一位天分卓绝的人物直到1915年才踏足好莱坞。清朝于1912年灭亡。即便不知年号，难邀圣恩。我也分明看得见身边人的辫子风姿绰约，如柳之姿，随着走动而摇曳。

这问题可真愁煞人了，但它还轮不上目前的当务之急。目前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是，“我是谁”。

毕竟三元里作为一条短语，能轻易地叩击脑海，绝不是托了朗朗上口，口耳相传的福气而来的；且听口气，走十几里山路将我驮到村里来，是有人为了要想找我问些话。我怎么回答自己压根儿不知道的事情？人间世有些谜语，是不该用脑袋当谜底的。

我小心翼翼的转过头去，长期的躺卧让我的脖颈转动起来不甚灵活，后颈涨得发紧，便使得皮肉堆了起来。不甚苗条这件事在十九世纪看来，并不是什么有碍观瞻的事儿；但在无论哪个世纪的挑夫眼中，转头就能在后颈叠出肉褶子这件事，都很容易引发轿夫们的精神创伤。因为此刻他们的手上，正吃着我空悬的全部重量。胡乱摆动，龇牙咧嘴，都是挑夫不可承受之重。坐惯轿车的人很难理解，在没有悬挂的时代，坐轿应如何避震。对此我的回答是，老爷们的胃功能，也只能依托于挑夫间的协作卸力，否则颠轿比晕车更令人闻之色变。我拧过身子，试图挤出一丝笑容，想看看轿夫的反应。但这番尝试似乎撞在了墙壁上。身后的人并没有多舍我一眼，表情也是一如既往的讳莫如深。甚至于我在眼角处读出了他的一丝不屑。这无疑令我感到有些不安。身处边陲的不安又被漫无边际的雾不断地加重。雾似乎有一种粘滞的魄力，装满了苍穹之下人以为虚空的每一寸体积。尽管研习过物理小识的清人都知道怎么的描述是在颠倒因果。但山岚与雾汽似乎确凿将任何能形成风的类似空气位移运动堵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道与田埂之外。远处的火光一再被闪射，形成了分层的光晕。不断挑动我此刻内心的杯弓蛇影。

我张开嘴，小心翼翼地试了试和搬运担架的挑夫搭上话。

没有人作出表示。

我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又指了指自己的嘴。

旁边的壮丁大概是看不下去了，提了肌肉虬结的胳膊，但手摆在空中半晌，也没有落在我的头顶上，而是想了想之后，又收了回去。

依旧无人发声。

这一场哑剧般的尝试之后，我的唯一收获便是，我可能比自己想象得还不受欢迎。

当然，这一番哑剧也不是毫无收获，担架走得很平稳，挑夫们没有借暗劲以刻意颠簸，丁勇们的刀也大多收回了鞘。至少这个阵势不是为了现场示范刽子手的头颅切割工艺的。

想定了这一点，就摆脱了脑海中最可怕的那一种顾虑。多少感到心安一些的我至少能在担架上躺得舒服一点。但新的疑虑很快便如乌云般席卷而来。“问话”的内容会是什么？又是谁来向我问话。毫无疑问，我缺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但还不失落这一时代的相关常识。我所穿着的这身衣服，在眼下看来，实在是祸根的来源。广州府自清廷开埠之后，至道光二十年间，尽管奉旨与夷人做生意，但商埠交易的地点却也一直在城外。英人从未涉足过广州城。我这身衣服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问题。

南洋？南洋华人多操客家口音，少有说得顺北方官话的。明始确有南洋子弟赴京师考取功名的，但人数尚少。三佛齐在被法国入侵前，国王上表时用的是梵文。高棉王国虽然几次收纳了汉地流民，但讲的仍是古高棉话。琉球人做不得通判。那随官去台湾的岛民后人？能讲荷兰话或葡萄牙语的多一点。至于交趾一带，即便出身谋取得巧，是阮王治下的越南人，这个时候的穿着也绝不可能是口袋西服。郑氏与阮氏争国时，阮氏下令易服，命全国男人着盘扣长袄，蓄明朝发式、缠帛巾，违者入罪。太子阮福景深受公教会影响，不拜孔子，但也没有换上礼服西装。法国人穿衣倒是热爱颜色搭配，里昂的农民就敢穿着紫色的背心，插着彩色的金刚鹦鹉羽毛，与日间妖灵跳舞；但等到越南军民都习惯穿法式浅色西装时，已经逼近1945年。至于国内，清代的西装始于宁波的红帮裁缝，从日本传回的手艺。而第一件西装店开设在苏州。算算日子，应该是光绪四年的事了。

身上这套衣服从式样到质地，不出奇，但也都透着一股惊奇。

之前所说，衣服做工并不考究。论西装历史，确实是在晚清。但宁波的红帮师傅是在横滨学来的手艺。黑船事件后，横滨村作为江户川附近的渔村，最先容纳了军舰上走出的水兵。于是有了寿喜烧、爵士乐、棒球、酒吧与西服。宁波师傅带着厨刀和剪刀去横滨谋艺，便将当时的西装拆解了开来，并有样学样地复制。由于是英国的制物，做衣服时刻贯穿了伦敦的制衣理念：质地与剪裁。道光年间，英国倾销的商品名录里有大量的洋布。这些洋布的制作工艺并不一定强于江浙地区的绣品，因此没有纳入边市贸易的法眼。反而是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高过一切，才导致大量的银子从英国人的口袋里流出，进入了清廷的内陆市场。我身上的这套衣服，很明显是用普通的苏格兰织布做成的。但这块布料在大清国却少见。它不应是市场上随处可见的便宜货。相反，因为极低的性价比，只可能出现在交易受到严格限制的十三行的货单里。

或者，这套衣服可以出现在欧洲的市场上，不应该此刻出现在广州的是我。

对自己身份的怀疑，无疑将我推进了一团更浓郁的迷雾，在肉眼可见的视图中，仅仅黑西装和黄皮肤，便将一般人所谓的时代常识碾得粉碎：在自由的现代中，仪式感仅是一种空间上的排列，如同犬类的时间观。从床到镜子，到厨房，到餐桌，然后出门，两点一线便是生活的幸福。清晨醒来，第一杯喝的是柠檬水还是温白开；刷牙的时候用传统的牙线还是电动牙刷；先洗澡还是先洗漱；又或者决定今天穿亚麻织物的衣服，还是带腈纶的现代工业品，这些就是都市人群所能想象的仪式。然而，染色作坊里是否有足额的苦味酸，紫色和黄色能不能穿着过年，这才是构建起人类传统的物质基础。在航海时代与随之而来的人口买卖兴盛之前，“人类”并不是一个常用的字眼。因为六万年前，当一部分人还是另一部分人的过冬口粮时，“人类”这个能唤起大脑皮层春节神圣的情感反应的词儿，在字典里并不重要。人类依照肤色和地域，被划定在地球不同孤岛之中，来不及发现彼此，孤独地喧嚣着。

而此刻，正是每一块大陆都被碰疼和尖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