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总来说，他没有一技之长，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政府部门工作，十年前觉得政府部门没有意思，清水衙门，升迁无望，因此申请到现在的这个国有企业。这家国有企业在当时还是很热门的，生产的产品销路好，工厂效益好，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比政府部门要很多。而且，要是在厂长任上干好了，按照惯例，退休之前还能进到政府序列，进入主管局办当负责人，或者去人大政协过渡退休。总之，这看起来是一个进退自如的选择。

张总以副厂长兼党委副书记的身份调到了厂里，主管党建、人事等工作。在这任上倒也干得很出色，为人和蔼，毫无架子，尽量与人方便，与厂长配合得也很好。因此，当厂长到龄退休去政协之后，厂长就向市里推荐了张总。当时，这个厂子已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显露颓势了，只不过底子较厚，短期内运转都还正常。经过90年代末全国各地的下岗潮之后，再也没有多少公务员愿意去企业了。哪怕当国家干部的工资低一点，但是不用担心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因此，市里也很快就批准了张总的任命。

在刚上任的日子，张总还想着一展雄风，大干一场。可是，他一个书生，对市场竞争的估计不足。在他当副厂长和在政府部门的时候，口口声声地宣扬市场竞争，要大力鼓励市场竞争，不找市长要找市场。但是，当真要自己去亲自竞争而不是当裁判之后才发现这个过程太残酷了。

在张总接手厂子之后，意气风发，想着赶紧去找过去一起开过会的本地银行的行长。他本以为这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之事。论资历，他们俩差不多，他的资历甚至还要更老一点。论级别，他们俩也差不多。以前也经常在市里一起开会，还经常分在一个讨论组里。因此，他亲自给对方打电话，说要登门拜访。行长非常热情，说老兄啊，要不是近期太忙，他都得登门拜访张总了。约好了时间，张总让厂办准备了一礼盒茶叶，拜访行长的时候作为一个伴手礼。

到了拜访的日子，张总掐好了时间就准备出发了。但是，在出发之前，行长来了一个电话，说市里领导叫他过去汇报工作，要不改期？张总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是还是说过去等他从市里回来。张总不高兴是因为他知道去市里汇报工作也不是不可更改的，是可以和市领导秘书调整时间的，即使不调整日期，稍晚一两个小时过去也是可以的。这说明行长并没有把他太当作一回事，毕竟他约在前，市领导的安排在后。但是，他现在确实有求于银行，所以他虽有不快，但是也没有表露出来。银行办公室离市领导办公室也就一街之隔，回来也很快。

他就稍微晚了一点出发，到了银行，说明了来意和身份，但是秘书没有把他请进行长办公室，而是请进了会客室。他就在会客室等待行长回来，左等没有回来，右等也没回来，越等越烦躁，越等越生气。如果行长真回不来，可以打个电话给秘书嘛，可以让他有心里准备。可是，行长明知道他在办公室等他，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而且也没有打电话，这不是看不起他吗？

在百无聊赖中一直等到了午饭时刻，既没有见到行长，也没有等到行长的电话，他只好和司机气呼呼地回去了。到了下午，行长打电话过来，笑嘻嘻地赔罪，说他开始觉得汇报就一刻钟的事情，没想到拖了这么长时间。张总心里不舒服，但是还不能表现出来，毕竟行长都主动打电话来道歉了。

后来也是几次因缘巧合都没有见上行长，贷款也自然没有下文。张总就更多让下面人去跑银行、跑市里要政策，可他们能要来什么呢？级别不够、职级也不够，总之是没有多大成效。几次之后，张总就逐渐变为军师了，本来应该是带兵打仗的大将，结果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就天天躲在办公室，调兵遣将了。他也参与了几次招商，都是只有那种特别小型的，他们公司具有话语权的场合，张总才会出席，否则就派手下的人出席。

说到底，他还是没有杨总的那种韧劲。要面子的人，最后都没面子。反而不要面子的人，最后可能反而有面子。张总是空降干部，没有在基层摸爬滚打，抹不开面子。这对经营企业来说是大忌。

杨总准确进行了诊断，张总是好面子的人，但面子很快就保不住了。厂里经营越来越困难，效益越来越差，基本工资还有保障，但是奖金就大大缩水了。他家里开销也很大，孩子还在上高中，后面都需要大把的钱。其次，张总担心位置，如果厂子真的倒闭了，那他就真的是偷鸡不成倒失一把米了，那还不如待在政府部门呢。即使没有提拔到实权岗位，现在也至少享受处级待遇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心理，他可以随着这艘船一起死，但是不能在船沉之前让他先下船。很多体制内的干部都有这种心理，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很恐惧，只要没有组织，就觉得无所适从，有一种孤儿一样的那种无根的感觉。

过了几天之后，杨总又和马梁去约见张总。这次就正式提出了一篮子方案。这些方案归结起来就是，把这个国企私有化，由东方公司买下来，之后进行改造，人员进行精简。改造的过程包括重新引进新设备，东方公司做为控股股东帮助开拓市场。当然，对包括张总在内的管理层，新公司也有安排，部分管理层会进行分流，年龄较大的提前买断工龄。年龄小的根据能力安排相应的岗位。对张总来说，他最关心的肯定是他的去处。杨总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岗位，就是代表东方公司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并且授予少数股份。东方公司会重新物色一个总经理，由总经理来负责经营，董事长负责制定经营战略等重大问题。杨总和马梁也考虑到张总没有资金来购买股份，提出由东方公司垫资，一部分是类似期权，一部分是实际部分。相当于张总并不用出一分钱，就能获得新公司的一些股份，从此享有分红的权利。而且，如果公司经营得好的话，他的期权还能变现。

应该说，这份安排很符合张总的利益，张总和他夫人都对这个方案心动。当然，不放心的是东方公司是否会兑现承诺。其次，市里是否会批准这个方案。第三，有些工人会被精简，他们会不会闹事。所有的不放心中，最不放心的还是东方公司会不会过河拆桥。

杨总也是知道张总的这个担忧的，解决的办法是东方公司授予张总对等的股份，等厂子开始改制之后，再换回新公司的股份。如果改制失败，那张总至少还拥有东方公司的股份，也能享受相应的分红。张总对马梁家族还是知道的，也知道这个公司在马梁父亲和爷爷的加持下肯定能做成。

其次就是对价，以什么价格出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无利不起早，要是卖价过高，东方公司是肯定不会接手的，自己的利益也会受损。因此，他要尽量把对价做低。虽然他是厂长，但是企业是地方国企，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市里，因此他无法在谈判过程中接受或者拒绝出价。只要一开启了改制的道路，决策权就在市里了。

当然，他对市里的决策也不会完全没有影响。市里也会考虑他的态度的，毕竟他现在至少还算市管干部，还是体制的人。要想这个交易达成，核心是要让市里意识到这是一个烂摊子，问题比表面看到的要大。

张总把东方公司试图对厂子改制的商业建议给市里领导汇报之后，领导让他回去研究一下，报一个方案到市里来。总的来说，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国有企业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市场份额不断丢失，效益越来越差。全国都兴起了改制之风，有兼并重组，有管理层私有化，有卖给外资的，有卖给其他国有企业的，等等。因此，领导对这些改制方案已经都见怪不怪了。

张总和杨总、马梁讨论之后，决定由东方公司出资聘请第三方专家来做一个论证，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家电行业的前景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来对厂子的价值进行评估。这样看起来会更客观，也更有说服力。最终决定由厂里出面聘请成舟的导师来牵头研究，研究经费由厂里象征性出一部分，其余大头由东方公司出。

马梁首先就想到了成舟的导师，这一方面成舟导师有领导职务，而且学生遍布各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写出来的报告有一定公信力。其次，他和成舟同屋四年，很多话可以说的很透，成舟也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把东方公司想要的结论去影响课题的结论。第三，这也算是给成舟的一个礼物，毕竟课题算是成舟拉来的，也能给学院贡献一些经费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