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聪在自己的领域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他是国内较早的那一批用数学来论证经济模型的人。在当时，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显学，大多数学生抛弃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简单的政策分析，而专注于数学和计量手段在经济学上的应用。这种转变和多种现象都相关。2000年前后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回到国内。他们大多都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在国内接受了本科教育之后，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要么已经拿到了副教授，要么已经拿到了教授职位。在国际学术界也开始变得更加活跃了。在他们那个年代，能上大学的人就很少，还能出国读研究生的就更少，读完博士的就更是极其稀少，要是还能在美国或者欧洲大学拿到教职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机制发生了更加深层次的变革，与国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更是指数级上升，全社会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外经验的宝贵，都非常虔诚地对待外来事物。正是对外来事物的这种包容的态度，虽然有部分洋骗子或者并没有真才实学的留学生回国骗钱，但是大多数情况还是对国内很多行业都发挥了正面的引导作用，也使得国内能在各方面都迅速补齐短板，获得和国外同行同台竞技的资格。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周聪用数学的语言来研究经济的问题就正好符合时代的脉搏。当时，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在反思数学对经济学的侵蚀。从现象上看就是很多经济学论文初看起来更像一篇数学论文，经济思想的原创性不足。但是，国内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国内的文章充斥着定论式的研究，论证的过程不够严谨，逻辑的自洽性也很欠缺。在之前，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大多是批判的。当然，这些老经济学家数理功底普遍不强，他们也缺乏用数学的语言来论证经济现象的能力。连周聪的导师发表的文章也只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应用，更多是一些定性的判断和分析，他也缺乏用数学的语言来论证经济理论的能力。因此，当他看到周聪在数理上的功底之后，就立刻想把周聪收到门下。

周聪也沉浸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研究的反馈也很及时。由于此时国内能用数学模型来写论文的学者就不多，周聪此时发表文章就更加容易。因此，周聪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就有两篇文章被国内经济学三大刊中的两大顶刊录用了。对此时的周聪来说，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国内顶级刊物录用，心里的那种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导师对他也非常满意，虽然他才研究生二年级，可事实上已经成为副导师了，其他师弟师妹甚至是师兄师姐都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争取和他合作论文的机会。因此，导师早早地就帮他安排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对像周聪这样优秀的学生，导师是不会放他去别的导师哪里的，要收在自己的门下，既能带其他学生，老师省心，老师可以去谈更多的课题，给地方政府、大公司担任顾问。另外一个好处是，周聪做的论文发表了之后也会增加导师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论文肯定是会让导师连署的，美其名曰是导师承担一切文责。

成舟在联系校友的时候不仅为校友解决问题，也在为自己留意机会。他也分析过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学问是属于首先排除的选项。父母很希望他去考中央部委的公务员，这对他们那个地方来说，如果有一个孩子在中央部委当公务员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在小地方的人眼里，到了BJ就是到了天子脚下。到了中央部委就是上书房行走了。他们不知道同等职级的京官无论是好处还是权力都远远小于地方官员。在古代，京官清贫，全靠地方官员接济才能支付在京城的基本开销，发财那就是更不可能了。当然，京官的好处是升迁可能更快，至少在处级之前几乎都是按时到点就提拔。京官人脉可能更广，容易认识很多大领导，如果时来运转，完全有可能被大领导赏识，从而坐上快车道的。这可能也是还有不少应届大学生愿意考到中央部委而不是地方公务员的原因。

成舟对公务员体系了解得很清楚，有不少校友就在中央部委，熬到了处长之后还能不能升迁就全看祖坟是否冒青烟了。成舟看着这些校友在学校期间也是出类拔萃的，到了部委之后过得相当清贫，福利分到房子大多又小又旧。整天忙的事情也不是成舟感兴趣的，连买几根笔都需要写白头，层层签字。如果碰到年末年中等重要会议，帮领导起草一个报告或者领导讲话稿，那更是翻来覆去地改，最后都不知道是吸收谁的意见了。而且在成舟看来，这些改来改去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差异啊，是大同小异，为什么要来回改浪费时间呢？成舟一想到如果去当公务员要过这种生活，他就不寒而栗。

基金公司也是不能去的。A股在2001年见顶之后就连续下跌了很多年，很多基金公司都运作困难，有不少研究员都转岗了。而且，对成舟来说，投研岗也不适合他，他对天天琢磨财务模型也没有太多兴趣。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证券公司上。天天和人打交道，如果有关系网络，工作做起来也不难，而且收入还不低。因此，成舟虽然和所有有价值的校友都保持联系，但是和证券公司从业的校友联系得更紧密。经常给他们组织各种活动，时不时打着学院领导的旗号去拜访这些校友。

东方公司成立之后马梁和杨总就开始找项目。项目是现成的，杨总早就盯上了马梁省份的一家家电零部件企业。这家零部件企业是当地的一家国有企业，产品已经落后了，人浮于事，工人们也都心不在焉，导致老出事故。虽然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但是也经常给生产造成影响。厂领导把这种困难归结为加入WTO之后带来的竞争压力，工人认为是厂领导无能。总之，大家一边骂，一边对现状不满，但是又找不到出路。厂领导拿着一个破厂不知道该怎么重焕青春，工人们更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拿到手的钱越来越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杨总和马梁意识到，必须要合理利用资本市场，才能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要利用资本市场就必须有一个好的载体，这个载体最好是既有想象力，又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要走产、投、融相结合的路子，只干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好。制造业太辛苦，是一个比拼精细管理的行业，扣得不严，漏出一多就赚不到钱。如果只是去投企业的话，就需要自己去募集资金，很难撬动银行资金，而这正是东方公司的优势。如果只融资的话，那就是民间银行，这是灰色的行业，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弄不好就会进去。但是，产投融相结合一下就顺了，能迅速撬动更多的资本，使得东方公司的财富飞速上升。

要把东方公司的第一单落地，杨总和马梁也是讨论了很久。这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们听了马老爷子的建议，制造业才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根基，国家是一定会鼓励制造业的发展的，要以制造业为基石建立事业版图。

东方公司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公司，资本金也不大，说白了就是两个个体户的产业。要实现马梁他们的目标，还真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第一个难关就是要说服这家零部件企业的领导参与变革。这对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来说，简直好比要了他们的命。进行混改之后，他们既失去了体制内的身份，而且自己也可能被边缘化。因此，必须要让他们看到足够的甜头才行。

杨总寻找了一个合适的朋友充当中间人，把厂长张总约了出来吃饭。这是杨总第一次见张总。张总50多多年纪，国字脸，举手投足看起来非常谦虚，但是又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威严。虽然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企业，但是张总还是有体制内领导干部的派头，毕竟他是有身份的人，而杨总还不说没有多少钱，即使有几个钱，也就是一个体户而已，最多是一个暴发户。

杨总知道怎么去对付这种人。在他过去做项目的过程中，这种领导见的不少了。要夸他多么英明、辛苦，在和趋势作对。总之是，厂子经营不好，和他本人无关，是市场不好，环境不好，厂里的历史包袱太重。换谁来都是一样的，反而因为有张总的苦心经营，厂子才能勉力维持到今天，要换别人，厂子早垮了。

中间人把两边都夸奖了一遍，张总是当地著名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些年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走向辉煌。杨总是金融精英，在本市场呼风唤雨。马梁是青年才俊，家族更是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金融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大家都心照不宣，虽然知道被夸大了，但是听起来都很受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不实之处，反而非常谦虚地表示，过奖了过奖了。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听起来是谦虚，说的也很谦虚，但是却让人摸不清门道。

张总对杨总、马梁都没听过，对东方公司更是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对马老爷子和马梁的父亲那可是经常听过的。有无数的企业都想和马梁一家搭上关系，在信贷审批的时候能稍微松一点，打款稍微快一点。这些流程是稍微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对很多企业来说就是生死。不少老板都把银行领导当着真正的财神爷。如果能背靠一个财神爷，那企业就能发展得更加顺畅，否则就时常担心资金链断掉。

在饭桌上，杨总带着马梁去给张总敬酒，表达了对实业家的敬仰，并强调金融要和实业结合才有前途，以后要多和张总这样的实干家交流。张总对金融的重要性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时常想，要是银行给他一大笔钱，他能把当前的企业干成世界一流的企业。奈何银行不愿意放贷，每次都抠抠索索，而且都还需要市领导的协调才能拿到一点点杯水车薪的贷款。当然，他也没想过，银行又不是做慈善的，为什么要放款给他？这个厂子交到他手里之后，他跑领导办公室的时间可远比跑车间跑市场的时间多。这样的厂子怎么会不走下坡路呢？

杨总知道的清清楚楚，张总干得好干得不好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现在只想以很低的价格把这个厂子给收购了。干得好还能轮到他来收购？他巴不得张总是个庸才，最好还是贪财的庸才。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张总来推动，要是张总从中作梗，坚决反对的话，那就需要做更多的上层路线的工作了，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整个晚宴在欢快的觥筹交错中结束。这就算是认识了，杨总也就有了再接触张总的基础了。但是，整个晚宴杨总都没有向张总提及他们的计划，只是说探索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当然，张总想的是，可以利用马梁的关系要来一笔贷款，好让他实现厂子起死回生的转变。而对杨总，他压根就没看在眼里，虽然杨总对他百般恭维，张总也就把他当作金融掮客而已。杨总游走于各种场合，对人情世故的观察是谙熟于胸的，这也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总是能从对方最轻微的神情之中捕捉到关键的信息。

他知道张总的倨傲是没有基础的，就像海边堆起来的沙子城堡一样，无论多么像模像样，但是总是基础不牢，一不小心就全线坍塌。现在让张总寝食难安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竞争越来越激烈，他的厂子很难不走向关停的结局。到了这一步之后，他的体制内身份也没有任何用处了，社会上只不过多了一个下岗国企职工，当然，是下岗的国企领导。那还不如普通职工呢，普通职工还能自谋出路，因为他们一方面拉得下脸，另外也有技术，重新找个民营企业上班，收入水平上的变化不大，只不过缺少了那一份国有企业的从容与淡定。国有企业还有工会，经常发点福利品，还有一个国企工人身份，生病了还能找厂子报销，厂子也不能随意开除，因此家里有急事的时候给车间主任打声招呼就可以回家。要是到了私有企业，那可得看老板的脸色了。哪怕干相同的工作，工资再高一点，但是心里的那一份安全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