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这样讲，越骂。反正最后真的动起手来了，互相推来推去的。
这也奇怪，在山上的时候，怎么吵，怎么骂，都很克制，没有动手。两人手上可都有砍刀或弯刀呢。
回到家了，体力消耗差不多了，却还有力气打架。
这时候，老先生出来了。
柱着拐杖，站在家门口。
看热闹的不少。这时，有人说：“老先生来了。”
两人听到“老先生来了”，就都静下来。不骂了，还推着。
“衰农，你不懂事，回家睡觉。”老先生说。
论年龄，衰农才二十几岁，郑富贵快五十了，辈分上小了一辈。
另外，衰农也姓邹，在老先生面前是晚辈。
这个村主要是邹姓人聚居地。
只有两户姓郑的，郑富贵和郑永奎。山头底的都姓张，杨家的姓杨。
我们是从城里来的，姓王。
所以，从西溪回来的路上，闻到兰花香，我就觉得老先生这个人如兰。久居不闻其香，妙得很。
老先生可以说“气质美如兰”，天天在田地里劳动，却高雅脱俗，不同凡俗。天天与“俗人”在一起，却不被染色，始终保持着品性高洁，其言也馨，其情也雅，其行也高，其势也威。是属于不言自威的那种。
有一次我问小伙伴们：“你们怎么不跟老先生玩呢？”
他们说：“怕。”
我说：“怕什么呢？老先生从来不骂人的。”
他们说：“也不知道怕什么，就是怕。老先生有威。”
雨后的傍晚时分，我在麻子山底的小路上，探寻着杂草丛中的兰。微风轻轻吹过，眼前的景色变得如诗如画，看向远方，村子的灯火开始亮起来了。又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我轻轻地吸一口气，那么清新的空气啊。在这清新的空气中飘着一股清香，幽幽的，淡淡的，我的鼻翼翕动，刚刚闻到一丝幽香，转而又飘远了，无意间又忽然袭来，那似有似无的清香使我着迷。
不找了。就这样闻着香，足够美好了。
蓝老太太也如兰花，不施粉黛，不着铅华，美丽却一自天成。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着清新飘逸、刚柔相济、端庄素雅的风韵。
其实兰花并不走眼，就像老先生和老太太，在村里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他们就是会不经意间，散发出让人闻得到又似乎闻不到的淡淡的清香，更显示出一种高中的品质。
兰花把幽香奉献给了人们，而当你注意到它时，那股幽香又悄然而去，从来不刻意炫耀自己，而是默默地做好自己，奉献自己。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邹老先生和蓝老太太，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此生有幸，在我小的时候，遇到这么两位尊敬的长辈。还有郑永奎叔。
他们没有教我读书写字，也没有和我讲太多的大道理，许多时候只是默默的相对而坐，说些村里小事。就是这些日常的事，平凡的话，对我影响甚巨。
邹国龙死了之后的几天里，村里人都不太走动，各家悄悄的过着日子。中国农民也许会为一桶水、一个地瓜吵骂打闹，但在这样的时候，绝没有人会有一丝一毫幸灾乐祸的样子，即使和贱丑或贱丑娘有仇，尽管贱丑娘把村里人骂了个遍，但一定会给予遭遇不幸的人家足够的同情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中国农民透在骨子里的善良，融在血脉里的骨气，以及所共同具备的共情能力，坚守的道德底线和尊重接纳他人的特质。
永奎叔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吃完饭。
从我懂事起，永奎叔几乎每天都来我家坐，和父亲有永远说不完的话。等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听得懂他们也说天下大势。从天下大事，再说到天下大势。
父亲放下碗筷，和永奎叔坐一块抽烟，说话了。
他们总是说些闲话。今天不得不从邹国龙的死这样沉重的话题开始。自然就说到疫苗的事。父亲说：“我们中国人只注重文字文学，特别是校勘学、考据学，在古书古字里出不来。而西方人很注重自然科学，大胆‘假说’，努力‘求证’。”
“哥白尼，知道吧？哥白尼在波兰北部的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发现几片叠在一起的玻璃就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就这样，他发明了望远镜。”永奎叔说。
“这是开元四十三世纪初的事。算起来三百多年了。那时候，我们明朝还在科举，科举呢。”父亲答话。
“开元四十五世纪的时候，法国化学家巴斯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到疯狗的厉害，便开始研究疯狂。后来从疯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统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后，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被疯狗咬着的人。”
“哦，差不多一百年前就能治好疯狗病了呀。你看看，如果我们村里有这药水，邹国龙就不会死了嘛。”父亲有些沉痛的说。
“但是当时还不敢直接注射到人的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被疯狗咬了，眼看就要死了，老太婆就去请医生诊治，说就以活马当作死马来医治，果然就给他治好了。”永奎叔接着说。
“呵，这位老太婆的儿子倒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被治好的人了呢。”父亲笑笑说。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听不懂。这些话，是后来我到村里，和永奎叔聊天时，我问起邹国龙死的事，永奎叔告诉我的。
永奎叔是海军军官复员回到村里的，见多识广。小时候，我和他玩得最多，他对我影响也是挺大的。
我们是忘年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