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秦大贺说，“我没有您那样的胸怀，我只是想救自己。”

“救自己？好好工作难道不是救自己吗？如果你工作努力一些，勤勉一些，你的思想就不会乱，你的家庭也不会乱，你的经济也不会乱，你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让你的家人为你心碎，也不会落魄到这种穷困潦倒的地步！”刘不言说。

“可是工作救不了我的灵魂，尤其是会计工作。”秦大贺说，“我曾经想过到清泉以后努力工作，我也想过把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清泉集团，但是我却失败了。我是败于我自己，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的梦。除了谋生以外，会计工作不能带给我带来快乐和激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的工作是快乐和富于激情的！但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还有一个未死的梦，这个梦一直在我耳边喃喃私语，让我焦虑不安。如果只是谋生，我焦虑的灵魂就无法上岸，我就无法找到我人生的意义。苏格拉底不是说过‘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吗？”

“大家都这么过的呀！”张春风说，“有几个人会去想什么人生的意义？”

“可是我不行。”秦大贺突然想起严慧琳在香山上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爱，只是以‘过日子’的方式度过了一生，那活人和死人又有什么区别？来到这个世上走一趟和没来到的世上又有什么区别？”

“爱？”郭良庸说，“我听出来了，你和刘总的梦还是有区别的：刘总考虑的更多的是‘责任’，他创办清泉集团是出于对父老乡亲的责任，他想办文学网站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责任；而你呢，刚好与刘总相反，你是逃避责任，你是对抗责任，你谈‘爱’，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回忆母亲舒适温暖的怀抱，你只是用幻想来慰藉自己娇嫩又容易受伤的灵魂。是不是？”

郭良庸一下子点破了秦大贺的症结，秦大贺语塞了，他嘴唇动了几下，但却没有说出话来。

张春风看了郭良庸一眼，又看了秦大贺一眼，他说：“关于爱与责任的事情，我也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通常人们会把爱和责任放在一起，认为爱必然意味着责任，而责任也必然代表着爱，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有的时候爱也会和责任分开，甚至和责任敌对。我举个例子：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没有尽到父亲和丈夫的责任，但你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家人吗？不是的，他是因为更大的责任而放弃对家人的小责任的；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艺术家为了追求美而放弃对家庭的责任，比如温森特·梵高，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和丈夫，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但他却创造和成就了灿烂的艺术；再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他把伦理和道德一脚踹开，站在了善恶的彼岸，但他却张扬起了另一面旗帜——那就是个性与审美。有的时候，爱与责任就是矛盾的，人们不得不为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而且，即使是互相矛盾的爱与责任也有可能互相转化，爱即责任，责任即爱。我们不能随便说爱和责任谁对谁错！”

“那么秦大贺的‘爱’属于哪一种？”郭良庸问张春风，“是美还是艺术？”

“当然既是美又是艺术！”张春风说：“我以前还以为秦大贺只是想写小说挣钱，或者当个网红赚取名利，但是我后来仔仔细细地想了他这件事。依我对他的了解，我猜他可能是因为离婚这件事受了刺激，他从婚姻中突然解脱，就想追求自我，追求他的艺术梦想。他和我从上中学起就经常谈论梦想和理想，但我们却没有机会去为梦想和理想做点什么，而现在他离婚了，他觉得这是天赐的一次寻梦的机会。大贺你说，是不是这样？”

秦大贺沉思良久，他在想刘不言、郭良庸和张春风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

“如果让我做一个像梵高或者尼采那样纯粹的艺术家，完全不顾伦理责任，我做不到；如果让我像刘总那样完全投身于责任而放弃做梦，我也做不到。”

“哦？都做不到！那你能做到什么？难道做哈姆雷特？在矛盾中来回徘徊而耗尽生命？在优柔寡断中自我折磨而发疯？”张春风说。

“发疯？我倒是渴望能疯一次呢！可是我却疯不了，岁月已经让我失去了发疯的勇气。”

张春风听后哈哈大笑，他说：“哈哈哈！发疯还需要勇气吗？如果需要勇气那就不叫‘发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疯子在临疯前说：‘哇呀呀！大家注意，我要发疯啦！’”

郭良庸说：“有的，有一个疯子就是临疯前说：‘大家注意，我要发疯了’，他不但声明他要发疯，而且还招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从呢！”

“你是说堂·吉诃德吧！”张春风说，“可那是塞万提斯编造出来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在人世间可不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