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来自以吴、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

当然了，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同时，比起沿海走私，风险更小，规模更大。虽然因为产量、质量的缘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价格便宜啊。

外盐的输入，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盐贵”、“盐商”、“盐帮”势力的一种冲击。同时，市面上供应多了，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

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斗盐仅71文，这水平，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盐改”上涨后的价格了。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

然而，由于资源的集中，上海从来不少物资，这也能反应出，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最显著的，便是两京了，若非朝廷顾及脸面，极力压制与调控，物价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情况就要严重地多，因为天灾人祸，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

事实上，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从盐价的下调上，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然，即便“吴盐”、“鲁盐”乃至“雍盐”、“越盐”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脏盐”，最终的去向，也是帝国州县乡镇。

南洋封国的产盐，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有钱即卖，而帝国的底层，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也不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钻山村，下乡野，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

至于煤炭，从世祖时期起，便由贵及贱，由北及南，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帝国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尤其是城市居民。

在开宝晚期，“蜂窝煤”诞生了，它的方便利民，任谁都看得出来。随着技术的广泛传播，北方各地都诞生了大量“制煤场”。

然而，煤炭的使用，一直受到开采与运输两方面的限制，国内主产区在晋中与汝许，交通上是一言难尽，很难覆盖全国。因此，煤炭价格常年以来居高不下，也很难使蜂窝煤走入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之家。

而帝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尤其在冶炼事业上，煤炭带来的热值效益，是极其显著的。有市场需求，自然有精明的商人来满足这种需求。

恰恰在南洋各国，不管是南梁国苏门答腊，还是爪哇岛上的雍、越二国，还有吴国，都拥有大片的露天煤矿，储量惊人，极易开采。

随着南洋煤炭的大举输入，帝国南方，尤其是作为经济核心的东南道州百姓，终于能够用上平价的蜂窝煤，享受着汉家儿郎大举开拓带来的福利。

当然，从海外各国，输入帝国本土的资源，远不止于此。通过这些丰富的贸易活动，也能反映出各国的发展与积累。

但即便如此，到了正统时代，于汉帝国而言，在资源上依旧是输出大于输入，因为，帝国拥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资源了，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

丝绸、瓷器、茶叶，这老三样自不必多提，棉布，漆器，船舶，铁器，武器，包括书籍、技术，乃至人口，这些东西，同样是海外诸国急需的。并且，随着市场的开发成长，也不断增长.

由世祖皇帝亲启，由太宗皇帝及刘姓诸侯巩固传承，由无数大汉儿郎乘风破浪、垦殖开拓，穷近百年之力，方才形成正统时代彻底蜕变、爆发的海上贸易规模。

就是世祖皇帝，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南洋战略给整个东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汉帝国与南洋诸国会成为为如今的形态。

作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们，财富由此而生，纷争由此而起。平心而论，帝国海外贸易的长盛不衰，也与随之诞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上海市，显然是这些人的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