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2195章 仁宗篇12 海上贸易的真正爆发(1 / 2)汉世祖首页

到正统二十一年,贸易依旧是上海最重要、最频繁、规模也最大的经济活动。在国内,西及巴蜀,北至幽燕,大汉的客商们通过便利的江河湖海将帝国各地的土产、财货汇集而来;

在海外,数以十万计的海商群体,跨海横波,将汉家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一切可用于帝国士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向本土输入,以换取紧俏的帝国商品。

到如今,忙碌的南洋海外贸易线上,各类香料、珍奇、木料、海味,依旧是向帝国本土输送的主流商品。不过,比起几十年前,品类要更加丰富了,稻米、糖、食盐、煤炭也渐成主流,而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汉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经过前后近百年把世祖时期的军事征服算上的开拓发展,南洋诸国终于成长了、壮大了,也有了相当的积累。

市场需求,对经济活力,起着主导的作用,而即便以帝国的地大物博,对于海外资源的需求,也仿佛没有地尤其是米与糖,在这两者方面,帝国生产力的提升,根本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带来的需求。

在粮食的输入上,帝国朝廷甚至专门施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众多从事海贸的粮商自南洋各国贩运粮食,到正统二十一年,粮食入关关税,已然一步步降至两厘了。

这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也跟帝国快速发展的运力有关。现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汉福船,往返一趟,粮食少则能拉三千石,多则五千石。以上海当前斗米45文的价格,一趟单边就是两千多贯的,而从南洋的购粮成本,要远远低于国内。

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粮食输入上,给予如此大的优惠,自然不是顾虑到民生疾苦,至少不全是。起因还在于发生在正统六年至十一年间的灾荒,河北、江淮接连大旱,造成了河北的王则起义,以及两京粮荒。

河北乱事再凶,死再多人,自有衮衮诸公,为之戡定,但两京缺粮,可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这可给帝国辉煌的盛世画卷染上了难看的墨迹。

当年,为了缓解粮荒,朝廷不断从各地调粮,投入了极大的成本,甚至使关陇、川蜀也陷入粮价高企,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乱。

而在众多办法中,朝廷诸公发现,唯有从海外购粮,看起来是后患与反噬最小的一个办法。不过,念及汪洋波澜之不便的,为鼓励商人,在时任尚书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进一步降低粮米入关关税,一直到如今,南洋稻米都保持着最低的关税,只此一家。

相比之下,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蔗糖,关税则保持在58厘的水平上下浮动,而诸如香料、煤炭、食盐则还要更高,象牙、玛瑙、珊瑚、珍珠、翡翠、贵木等带有奢侈属性的商品,还要更高。

帝国海关在关税上的分级设置管理,也是从正式从江海关这里落实的,王安石主持江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力措施,极大地改良了商品关税结构,给帝国财税增收。

在南洋粮食输入的大背景下,海商群体中,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粮商巨头,不过,能吃这碗饭并做大的,总与权贵撇不清关系,不是帝国权贵,就是封国上层。

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气候优势的安南、林邑二国,则“南粮北输”的主力国家,因为二国产出更多,宜耕土地更多,一年三熟,并且距离还更近,海运更方便。

也正因如此,在经过六七十年的“长跑”之后,安南、林邑二国,借此脱颖而出,成为南洋诸国中,国力最强的两“大国”。当然,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毕竟从一开始,两国便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封国。

在大宗输入的商品之中,食盐是最特殊的,因为帝国内部的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其在帝国财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最初打这项主意的,乃是勾吴国世祖七子刘晖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们有晒盐的传统,盐与香料,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

后来,北鲁国世祖八子刘暧之后,封国在北菲律宾也参与了进来,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大,给帝国东南盐市,造成了严重冲击。

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忧虑,上了一道奏章,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然后,在时任尚书令曹伦、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推动“外盐入关”。

曹伦,乃曹彬之孙,曹玮长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统二朝,可谓显贵。按照“原则”,范仲淹罢相之后,当以勋贵之后秉政,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

曹伦上位,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当然,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改主财政司,权势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