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村，跟井冈山，本质上，都是大自然母亲赠予她的孩子们，面对强敌和困难时，利用上天赐予的吃苦耐劳本事，借助天险、恶劣环境和野生生活资料，与人斗，与困难斗，与命运斗，活下来甚至打垮强敌或困难的蛮荒之地。

井冈山，保存和壮大过革命火种，闻名天下因为那是不普通的力量的延续。

我们村，保存了一些畏惧战争，以及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逃荒而来的普通人的火种，默默无闻因为这只是普通力量的传承。

井冈山，最后是悲壮的但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永远伟大和值得骄傲。悲壮的付出，换来永远的幸福。

我们村，开始是幸福的。

有人从重庆逃荒到此，看到三个菜盘那么大的蕨巴，激动得留下了眼泪，当即决定留下来，不再回重庆。

改革开放后，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才逃荒去山里的人，被更早进山的前辈们，剥夺生存空间：把他们赶回城里。

果然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深山不毛之地，也有被人当香饽饽的时候。

临走的时候，那些人，惊慌、绝望，一个个哭着回去。

我们成为很普通很落后的中国最典型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正是我爷爷那一辈，当时也有这种简单的幸福经历。

我太爷爷，我爷爷，都是单传。在重男轻女的旧中国和底层社会，延续香火的事，看得很重。为了保住我爷爷这根男丁独苗，为了躲避战争，为了防止被抓壮丁，为了生存，千个屋场，万个水井，他们不知在贵州多少大山深处住过。

我爷爷较早到我们现在住的村子，改革开放时，已经是能说得上话的土著了不但不会被赶走，还有机会捡被赶走的人立的房子。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两栋木屋，一栋是斗地主分的两层的楼房一栋是改革开放时，捡的后进山又被赶回城的人的漏。

现代人已少有机会住木屋，相比今天城里的蜗居，算不错了不过，生活和人生不只有住房，还有太多东西尤其是现代精神文明，先进医疗、教育，就业、展业机会……太多东西，农村不能提供所以，只要有机会，多数人还是会往城里挤。

现在中国农村的房子，已经变得非常不值钱。一套农村的大别墅，往往值不了大城市一个厕所的价钱。

我家当时获得的两栋木房，因为僧多粥少，主要是考虑几个困难户，付出较少的资金，给村集体，买过来的。

我爷爷过早瘫痪，家境比较困难，在当时算是最困难的几家人之一。这之前，都是到处搭茅屋住。瘫痪，可能也跟那样简陋的住宿生活经历，有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已经开始有一些零星的洋房。我们开始向往住洋房，对住老旧的木房感到羞愧。

那些被赶回城，又进山来探亲访友的人，发现村里还没有电，没有车，没有自来水甚至没有厕所纸，上厕所还在用木棍擦屁股，突然庆幸地感慨：“幸好当初被你们赶回去了，不然现在，我们也还在这山里受罪啊！”

我们村里的老一辈和我们年轻的小辈，开始严重感觉到：社会进步了，我们那里已经太落后了。

我们开始相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开始向往，闯荡外面的世界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这个曾经的幸福山村，原来只是近现代中国特殊历史，在一群普通人身上的一个奇葩缩影，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幸福村。

山里原本刀耕火种，只求生存，并无梦想和大志的简单生活，被改革春风吹皱。

山民都开始想往外走，不再满足于现状。

果然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曾经有一个招工团，进山招工，就是一个做苦力的机会，我父亲看着他的两个小伙伴，答应去了，他也很想去，我爷爷瘫痪在家，他又娶妻生了我长兄，这么一大家子，在农村，就他一个劳动力，怎么走的开？

最后，我父亲哭了三天，任命守护家庭！

我母亲去赶集，碰到一个经常去我们村里做小生意的人，听他说他有个什么赚钱的机会，母亲把买的东西，交给村里的熟人，就跟着那人去了。

我母亲仿佛是还怕人知道，跟着她一起去发财，竟然没有告诉村里帮她带东西回来的人，她去哪里了。

我十二岁前，关于妈妈的记忆，仅有三四次。那次妈妈出门，我三岁多，跟我头上的三哥两人，蹲在门槛上，手里拿着妈妈给我们的锅巴饭团，美滋滋地吃着，妈妈从屋里出来，交代我们说：“你们爹他们包括兄长和姐回来，告诉他们，我赶场去了。”

“哦。”我们应一声，专注地吃锅巴饭团，没有多余的话，头也没抬一下。

晚上，很晚了，还没见妈妈回来。大人们四处询问去赶集的人，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