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养门客，是“战国”时极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各国的大小权贵乃至富商，无不供养数量不等的门客，少则十几、数十，多则达到三、四千，门客的数量，可以折射出主人的财势、人品、声望。之所以形成这种社会现象，是由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士”在社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充满了腥风血雨。通过几百年的厮杀吞并，经历了多少兴起、衰亡之后，周初的“八百诸侯”已只剩下十来个，“周天子”也沦为“债台高筑”的附庸，勉强苟延残息，代之而起的，是“七雄并立”的局势。

面对虎视眈眈的周围邻居，大家首先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任何一位君王又都想怎样吞食别人，扩展疆土，以至独霸天下。

实践证明，无论是防御侵略还是侵略别人，都必须国富兵强！而要富国强兵，又必须人才辅佐，所以有远见、有志向的精明君主、权贵，都把招贤纳士当做一项重要任务，正所谓“求贤若渴”！如燕昭王因此而修建了千古传颂的“黄金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崩溃，新的社会体制和意识、观念正在腐朽中萌生。“犯上”事例屡见不鲜，赵、魏、韩、齐诸国都是权臣陵替旧主建立起的新王朝，权臣间也频频武斗，晋、齐、鲁等国都曾“内战”不止，最终以“几家欢乐几家哭”为结局，所以，大臣们也需要人才！

观念随着现实变化，他们逐渐把选用人才的标准从昔日沿袭的“门第出身”转向知识和才干，形势迫使他们走出“任人唯亲”的死胡同，而进入“任人唯贤”的广阔天地。

“士”是人才的主要来源。战国时期的士，已超出奴隶社会的范围，其特点是涌进了大量的“平民”，而那些已沦为平民的贵族后代，则按照旧宗法制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中，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和主要财产，其余子孙所得为少量，以此类推，五辈以后的庶支就所剩无几了，更何况八九十代以后呢？难怪皇叔刘备虽是“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却贫困到“织席卖履”。他们穷了，却也脱卸下宗法制度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形成人才大流动。

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士”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首。但做“士”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才能，于是又涌现了许多趋向职业化培养“士”的教育家，他们在聚徒授业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立一派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可以自由的宣传自己的思想以供社会需求来选择，从而呈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又是一个文化特别繁荣的一个时期，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诸子百家”，都诞生于这个时期。

“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为了“出售”自己，怀揣着文韬武略的士子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四处表现。最好的途径是直接觐见最高当权派，一旦被认为符合要求，立刻就能飞黄腾达、封相拜将，但这需要有较高的本领或知名度再加上机缘，一夕之谈便能切中利害，受到赏识，否则，就会像苏秦在秦惠王面前碰钉子那样，落到穿着破衣烂鞋，自己挑着行李还家的狼狈下场。但是，能够触及到君、王的机会也很少，那些尚没“明珠出土”显露光辉而缺乏知名度的才子，或仅有一技之长却又不愿从事又苦又累的农、工贱业的士子们，便投靠权贵富宅去当门客。所以门客中鱼龙混杂，有徒负虚名、滥竽充数、碌碌无为混口饭吃的草包，也潜伏着“逢其时也一鸣惊人”的蛰龙。因此，当门客的便因人而异，相当一批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也不乏伺机而动，准备凭借“主人”之力去施展自己抱负之人，他们所能起的作用相差悬殊。但许多历史名人确是以士子、门客起始，在那众所纷争的壮阔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史剧，如：孔门子贡一人驾单车游说四国：存鲁、乱齐、败吴、强晋、霸越。在悄悄中叱诧风云，掀起翻天覆地的巨变，起到扭转乾坤的效果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竟成为战国后期近百年来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孟尝君而卒赖“鸡鸣狗盗”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信陵君以三千门客为核心，击溃秦军五十万至于蔺相如、毛遂以口舌之力挫服秦、楚之强，侯嬴出奇计抗秦救赵之类的事例，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