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竖立在书架上的那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籍，现在又有了电子阅读器。但最早的书与此迥异。

不是著书是刻书

最早的书应该是刻的。刻在很坚硬的东西上，比如石头上、乌龟壳、骨头上。一般也只是刻一篇文章。刻写就很廉价了，但很费劲。字的笔画容易走样，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受伤。那时候人们如果要看“书”，经常是这样的方式：专程跑到某个地方看一部“书”，很多块石碑，或很大面积的石壁，绝对体力活儿。东汉蔡邕为了纠正经书里的错误就曾在汉灵帝的准许下找人刻了一大片石碑，立在当时的太学门外。内容是蔡邕亲自书写的。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一丈多高，四尺多宽的大石碑，正反面都刻满字，用了整整46块石碑，才把需要刻的儒家经书刻完！

这些“古书”的缺点是制作既费人力，又昂贵，一般人制作不出来，而且不易传播。做一部书是需要洪荒之力的，或者说几部书用掉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未可知。但的确是便于传之于后世的。所以当我们想象这个时期的书，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青铜制作的一大片锅碗瓢盆，还有一面面一眼望不到头的石壁。实际上，那时是没有书的。有的只是散碎的篇章。那是真正的“碎片化阅读”时代。

不是著书是铸书

古人一开始并不敢奢望著书。他们只能想到著文章。而且它们的文章也不是著的，而是铸的。那时的人遇到大事，或许会说：我们铸一篇文章吧，以记斯事。文章的内容也是简短之极。因为它们就铸在青铜器上。但也逐渐增多。比如做一个铜盆，这就比较有发挥的空间了，因为盆子底部面积较大，可以铸很多内容，这就可以称之为长篇大论了。铸之前，先要做好陶范，陶范上就有文章的内容。要想字铸出来是正的，那么陶范上的字必须是反的。你一定觉得这就太难了。不用担心，古人有古人的办法，因为他们的文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正反都一样。左右结构的字，不分谁是偏旁，左右不分，可以颠倒。上下结构的字，上下不分，也可以颠倒。甚至内外结构的字，里外也不分。这跟当时对字的使用也是相适应的。这样的文章叫做钟鼎文，都是铸在青铜器上的，也叫铭文。它们和青铜器一块传世。青铜器是文章的载体。那时候遇到大事，周王会说：咱们铸个鼎吧，以记斯事。或者遇到小一点的事，会说，咱们铸个盆儿吧，以记斯事。想一想，遇到国家大事，我们现在不就得出本书吗？有时候出一本都不够，会连篇累牍。而那时，也就是铸个鼎或盆儿，其语言言简意赅，赅得不能再赅。如西周散氏盘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这样一部篇文章，你是不可能捧读的，更不可能手不释卷。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铸有铭文，近500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相当于现在的长篇巨制了。所以，严格来说，一件器皿上也就铸一篇文章，而要铸成一部书，那得是成套的器皿，连锅累盆，锅碗瓢盆。1976年，陕西宝鸡的一个村子，一位村民一锄头挖出122件青铜器，很多青铜铭文记载的就是商周帝王的历史事迹。那时候，能举起一本书的某一页来都是很可以自豪一下的。但是被书页砸死的事儿也有。史载，秦武王嬴荡重武好战，身高体壮，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秦武王四年前307年，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大鼎脱手，砸断胫骨，到了晚上，气绝而亡，年仅23岁。被称为史上死得最冤的君主。古人用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大，其实他们也就举起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而这页书或这篇文章改变了中国历史，正因为嬴荡的死，才有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的继位，才有了后来的秦始皇。

有了专属的载体

青铜器和石头、甲骨不便于成书，难免被人们吐槽。人们就不断改进。后来就发现了廉价的竹子和木头。把竹子劈成竹片，树木劈成木片可比铸刻这样的力气活儿简单多了。窄的叫简，宽的叫牍。但通常说“竹简木牍”。这是因为竹片不容易得到太宽的，所以大多做成窄简。而木片很容易做成较宽的牍。但是这样的材料也不便于铸刻。一开始是刻的，后来人们改铸刻为漆墨书写，并不断改进墨水和书写的工具。终于有了毛笔和松烟制作的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