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竹子或木头记载的内容毕竟太少，况且这材料这么好找，随处可见，可以连篇累牍地书写。但写有内容的竹简木牍顺序不能乱，乱了就不好办。不能每次读书都要先做一场拼图游戏吧？而且散乱的竹木片容易丢失。比如爷爷正在读书，孙子把其中一片拿着跑出去玩了，爷爷就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竹子去追孙子。所以古人在有了很多教训后，就想办法把同一部书的竹简木牍用绳子连起来，连完了就卷起来，讲究点的还做个布囊或绸囊一般是缃囊把书装在里面。绳子一开始或许就是一般的麻绳，但人们很快就发现，麻绳太容易断，于是又改进，牛皮绳最后胜出，因为它的韧性在当时无绳可比。

这样的书写叫做“著”。著之于竹帛的才可以叫做书。于是大部头的书开始出现。古人说读书刻苦破万卷，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数量超过万卷，另一层则是由于书籍被反复翻阅，牛皮绳也会断，这也叫读破。总之，伴随着这个过程，文字也在发生着演变。由线条僵硬的甲骨文和钟鼎文变为线条非常柔和的篆书。书写材料非常容易找到和制作，写一部书也不那么费力了，而且这些书是可以比较随意地搬动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那时要拉几十本书也是需要用牛车的，而且书所占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现在随便一本书如果写在竹简上，估计都能装满一间屋子。幸亏古人用的是文言文。所以古人形容某人书多是用汗牛充栋这个成语。因为竹木简书是用牛皮绳连着卷在一起的，所以一部书的单位是一卷或者一册，或者数卷数册，乃至几十卷几十册。至于以“本”作为书的单位，则体现了木牍的特征。一本书的本义估计就是一棵树劈成的木片做成了一本书，其内容可想而知是多么丰富。考古发现中多次出现春秋战国秦时的竹简木牍。这些竹简木牍都很著名，有西汉伏生书、曲阜发现的孔壁书，这些竹简上写着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书，还有西晋时出土的汲冢竹简出土了历史研究价值极高的魏国编年通史竹书纪年，都是被大学者王国维称道的重大考古发现。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成果极其丰硕，1972年发现了银雀山竹简出土了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了多种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回的一批竹简称为上博简，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颠覆了流传两千年的尚书等。2009年从海外回归入藏北京大学，其中包括3300多枚竹简，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011年发掘的海昏侯汉墓，人们只注意到其中数量可观的马蹄金，殊不知，海昏侯汉墓中的竹简价值更高，远远在马蹄金之上，被认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这些竹简被称为“时间胶囊”，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难怪被考古学家们宝爱。当然，埋藏越久，竹简的质量就会越差。2007年发现的岳麓书简被发现时破损程度让人震惊：它们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长满了霉点，还有粉状物质，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当代广西忻城县北更乡退休老师石秀毓迷上了本草纲目，将书抄写在竹简上，17年用去了一卡车竹子，竹简重128公斤。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到，竹木简的书籍的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说来也巧，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写有字迹的竹简又是国宝。面对竹子，我们只能说一声：“何可一日无此君？”

帛书出现很自然

既然书写工具变成笔墨了，竹木片上可以写，那麻布片上、丝绸上也可以写。于是帛书也随之出现。但丝绸也比较贵，只有达官贵人用得起。而优点是携带方便。这种书中，帛书是比较常见的。帛者，白巾也，即白色的丝绸。墨黑帛白，相得益彰。考古发现中也有很多著名的帛书。最著名的当属长沙马王堆帛书。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均破损严重。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后附佚书4种、九主图、皇帝书和老子乙本前附佚书4种;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3种;数术类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其中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医书。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3幅地图。这批帛书，基本已被整理出来，并装订成各种版本印行。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法经均已有平装本问世，极便于使用。帛书把马王堆汉墓变成了一座图书馆。

“帛书”走入百姓家

帛书虽然携带方便，书写也方便，但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死贵。不仅平常百姓用不起，就连那些喜欢书法经常写字的王公贵族都用不起。书真正走向简便化和平民化是在蔡伦经过反复的试验，改进造纸术之后。纸张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改变了书籍的面目。虽然还是抄写，但已经变成了线装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加上后来官府实行科举制，读书人凭借几本儒家经典书籍的学习就可以改变命运，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文明的加速器。但是，线装书这时还是手抄书，一本书一人抄一遍就是一个版本，有的抄错，有的抄漏，有的自己可以发挥其实是篡改，所以要辨清书籍的本来面目就必须追根溯源。红楼梦在正式付梓前，就有这样的经历。书被抄来抄去，与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追寻最早版本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大难题。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书籍一变而为印刷书籍，更加方便了文化的迅速积累和传播，以讹传讹的现象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回顾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书的制作材料越来越廉价，书越来越轻便，制作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古人需要汗牛充栋的书，还远不及我们手里的阅读器容量大。这也是历史进步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