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买个药店一样够呛，因为刘土木销售的药品就那么几种，尽管可以让自己药店的药剂师想办法开出足够的处方，但是监管部门来了一看，你这是在干什么？每个月开成千上万盒抗生素！然后把药剂师喊来一问，是老板让我这么干的。。。。。。。

药剂师毕竟挣的是工资，绝对不愿意替刘土木承担责任，更何况这样的责任他也承担不起。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办法，也是网文里常用的----兽药。

刘土木在淘宝很容易就搜到了一家卖磺胺甲噁唑兽药的店铺，价格相当喜人，1公斤仅售118块，买5瓶还送1瓶。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但是仔细一看成分，1000克里含有磺胺甲噁唑680克+TMP300克？刘土木清楚的记得人用药里这两个成分的比例是5:1。他赶快搜了一下人用药的用药指南，里面指出这个药原则上是按体重给药，无论多大体重，这两个成分的比例都是5:1。

难怪有人说兽药无法人用，这比例不对，不懂的人拿去按磺胺甲噁唑给人用，TMP就会超标，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刘土木并不死心，把搜出来的店挨个都进去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几家店的产品确实是5:1比例的，但是其纯度不够。100克里含磺胺甲噁唑40克+TMP8克，也就是说还有52克是成分不明的辅料。按说成分不明就没法保证安全，但是刘土木看了一下适用范围，里面有猪，刘土木立即就放心了。不知道有多少药物试验是用猪做的，喂给猪吃的东西如果含有有害成分肯定会传递给人，所以刘土木打赌这52克就是淀粉，也没准是猪饲料，就是猪饲料又能怎么样？人照样能吃。而且这种比例的药1公斤售价200，毫无疑问比之前那个比例不对的贵，刘土木基于朴素的价值理念就认为这个药定然是更好了。

计议已定，刘土木就下单了1公斤，准备拿到民国时空试试水。人用药1片含磺胺甲噁唑0.4克，由此推算1公斤兽药正好可制成1000片药，成本算起来比购买人用药便宜了一半。刘土木只要在民国时空找个能压制药片的药厂就能生产出来，最初上海的磺胺也是这样通过进口原料药生产的。

定好了下次穿越携带的物资，刘土木在等待到货的几天里又抽空恶补了一下这段时间的历史。

首先就是延安的问题，刘土木惊讶的发现中央红军这个时期根本就没进延安。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才会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在甘泉和红15军汇合，此后整个1936年红军都在陕北游击作战，痛击东北军、胡宗南等部，一直要到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才进入延安，中央则要在37年1月才进入延安。

幸亏刘土木没出发去陕北，否则得在延安等上1年还多。。。

除此之外，刘土木还确认去延安的道路完全不通，因为他在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意外发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前往延安的经过。

1935年底随着中日矛盾加剧，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又赶上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遇刺杀，常凯申感到压力巨大，遂尝试和中康米谈判。秘密联系的任务交给了宋子文，宋子文又找到了宋庆龄，最终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为此宋子文给董健吾提供了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以官方身份经陇海路火车到达西安。到了西安以后已是寒冬，交通完全断绝，董健吾在西安蹲了40多天都没找到办法，最后直接找到张学良，张学良在确认董健吾的身份后派出自己的私人座机送董健吾到肤施机场，再由东北军一个骑兵连护送跋涉200里到达瓦窑堡，骑马足足走了6天。

天可怜见，张学良当时是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刘土木靠自己只怕连西安城都出不去。

那么延安好几万爱国青年是怎么去的呢？刘土木查了一下，那是国共二次合作之后，随着国府连续丢失了上海、江浙及南京，大批爱国青年对国府无比失望，对延安则充满了向往，他们组织起来成群结队的前往延安。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爱国青年们就能得到延安的指引，沿途也有数个接待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数万人能走路到达延安。根据记载仅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可以搭乘运输物资的卡车，剩下的大部分人都需要沿公路步行。

徒步400公里山路啊，年轻人都要走1个月，刘土木这样的肥宅是根本不可能坚持的住的。如果真的要去延安的话，无论如何得弄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