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毛发萧条。

眼睛昏花，腿脚肿痛，头发稀疏，遍体疼痛，在南方每况愈差的体质大大触发了他对自己寿命的认知，他向萧俛诉说：

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

他叹道：一个人很少能活到六七十岁，现在我已三十七岁了，一直觉得日月短促，一年比一年更甚，大概过不了几十年，这世上就没有我这人了。

作为一位既关注现实又熟悉历史的学者，柳宗元发言立论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文化基础。在上面这段文字里面，他先对古人平均寿命的上限做了一个界定，这个界定与杜甫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大概是吻合的，但柳宗元的描述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源于自己深刻的认知而得出来的科学结论。

37岁的柳宗元就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疲惫与痛苦，千年过后，思之犹能令人潸然。

到柳州之后，他的体质变得更糟，他在《寄韦珩》一诗中写道：

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柳宗元到柳州后，身体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一天不如一天。

在去世的前一年，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与魏忠、谢宁、欧阳翼几个部下饮酒，他伤感地告诉他们，自己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

结果，一语成谶，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的这些对于自己生命年长的表达都基于他对自己体质与年寿的清醒认知。

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指出，天象与人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各行其事互不干预。柳宗元的这种哲学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石破天惊，因为他大胆地否定了汉代以来非常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

在帝制鼎盛的时代，柳宗元提出这样大胆而先进的观点就像在层层厚重的乌云中迸发出来一道闪电。他撰写的《非国语》这本书，对《国语》中涉及的政治、哲学、经济、军事、历史、伦理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柳宗元都展开了批判，他大胆地反对天命，反对谶纬，反对愚忠，反对君权神授。

罹患重疾与丧失亲友这样的生命体验使得他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无比深刻，也使他的心理世界增加了巨大的怀疑和批判的力量。

其三是柳宗元自身抑郁气质的影响。

柳宗元曾经在《送澥序》向堂弟柳澥回顾柳氏家族的历史，他说：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数十岁乃一人。

武则天称帝，对于柳氏这样的世族大家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柳宗元心里抹不去的伤痛。更让他伤痛的是，武则天时代成为历史之后，柳氏家族仍然不能振兴。

身肩振兴柳氏家族的重担，而在现实上，振兴柳氏这事却飘渺无望，这巨大的人生落差让柳宗元的情绪一直都处于压抑、沉郁当中。

事实上，柳宗元被贬永州直到去世的这段岁月，压抑忧郁就是他的生命底色，在被贬谪永州之后，他的所有快乐、痛苦、抑郁、悲哀等所有情绪都是在这个悲伤的底色上发生，这样压抑沉郁的性格自然是大大影响了他的体质和年寿。

事实上，青年时代的柳宗元是很有棱角、很有活力的人，韩愈说他是“俊杰廉悍”。但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的心灵受到了重创，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刺讥怨怼”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早年热衷政治的柳宗元一下子感受到仕途的绝望，而家族的急剧衰落也让他痛心不已。这两个方面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疙瘩，因为仕途无望自然就谈不上复兴家族声名，两者都是相辅相承的。

当时的柳宗元排遣郁闷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苦闷就出游”，就是去大自然野外丛林看幽泉怪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暂时忘却烦恼。还有一种是让自己身心沉浸在佛经之中，在永州期间，“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阅读佛家经典让他“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

不可否认，佛教在缓解柳宗元的伤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出游山水和阅读佛典对于柳宗元排遣抑郁只会起到一个扬汤止沸的作用，令自己放下心理包袱走出抑郁才是釜底抽薪，可惜柳宗元究竟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为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也同样因为“永贞革新”被贬于南方，并且随后因为得罪权贵一贬再贬。可以说，刘禹锡前后累计贬谪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南方的时间甚至比柳宗元都要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二十三年弃置身”。

那刘禹锡在南方炎瘴之地呆了23年，远比柳宗元的15年要多，那么刘禹锡怎么就活到70岁出头呢？而且柳刘两人面临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差不多，那能够解释这个问题的只有性格和遗传这两个因素了。

抑郁气质非常突出的柳宗元，与其以爽朗闻名天下的好友刘禹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刘禹锡有着与一般文人士子不同的开朗性格，故有“诗豪”之誉，在他的文笔之中，不怕输、不服输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政治环境中，他不畏惧、不灰心失意，反而总是能在一片灰暗当中看到希望的亮光。

被贬期间，柳宗元写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刘禹锡却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反而劝解好友要放开怀抱，以轻松的心情拥抱这个不如意的世界，寻找这个世界另外的美好。

柳宗元受到好友的感染也逐渐变得豁达一些，阅遍千山，走过万水，寄情于世间奇绝雄伟的景色，写下中国山水游记的开山之作《永州八记》。

苦痛始终是需要自己去抵御，柳完元终其一生都在与他身心的苦难作抗争，可惜终是落了下风。

虽然生活将柳宗元无情地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痛苦这把犁刀，它一面割破了你的心，一面挖掘出了生命的新源泉。”

所以伤痛对柳宗元在文学和思想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生创作的祭文、墓志等文章达数十篇，大大丰富了《柳河东集》。

而事实上罹患重疾的柳宗元还要不断地为亲朋好友撰写祭文和墓志，这些文章感情真挚而又沉重哀痛，这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柳宗元的心境，进而使其身体境况更差。

最后柳宗元在体质非常糟糕的情况下，取得了文学和思想上巨大的成就，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蚌病成珠”？

柳宗元自被贬放远州到去世的这段时间，既是柳宗元人生中最痛苦难耐的时期，却也奇迹般地造就了柳宗元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使他成了那个时代以至后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人能望其项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柳宗元是有唐以来的大儒，他的思想耀千古，他的文章与屈原的《楚辞》和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永载史册流传万代。

自古以为，为人灵活者往往受人喜欢，而严肃谨慎者则总是受人敬重，毫无疑问，柳宗元是后者。

柳宗元短暂而精彩的一生，像一颗流星划过中晚唐漆黑的夜空，时间虽短，但那一刹那的光辉足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