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以来，凌野一直比同龄人安静许多。

哭的次数屈指可数，也不会撒欢大笑。

手套破了洞，干活的手冻疮叠水泡，跌青了摔疼了，掌心破了皮，咬咬牙就过去了。

糖葫芦咬第一口，硬脆的糖壳化在嘴里，心里是甜的，第一反应却是无措。

倒不是他生来老成。

只是苦难太早压上他的肩，日子一长就成了寄生的菟丝子，忘不了也扔不掉，只能就这样背着，任其抽干少年的欢喜和稚拙。

一切都隔了层毛玻璃。

双亲过世后，凌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这两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过，不然为什么他每天都拼命地回忆，他们的样子还是褪了色。

像两尊太阳下的雪人，一天比一天模糊瘦小，伸手抱一下，就化得更多一些。

到头来，只剩一些怎么都连贯不起来的画面——

最后几年，家里小饭馆开业，炸得满地红的长挂鞭。

枕头边掉了漆的奥特曼，鲜艳的小花丝巾，正月里热热闹闹的灯会，循环着“恭喜发财”的县城商场。

他在中间被父母攥着手，等走回家了，一手沾了烟味，一手是雪花膏的甜香。

填补记忆空隙的，是父亲留给他的那辆车。

早年间国内拉力赛没什么热度，车手的收入勉强糊口。

凌彻伤退后，回乡做了大货车司机，多凶险的路段都愿意接，多急的时效都满口答应，几乎全年无休，俭省到不能再俭省，只为能快点攒下钱。

母亲怕他路上犯困，尽量跟着，一离家就是大半个月。

凌野跟他们长时间共处的机会不多。

除了年节，有印象的几次见面，都是在路上。

八岁时，他跟着父亲出长途，返程路过百公里外的春城。

盛夏天，蝉声吵得人头晕。卡丁车场的铁栏杆外，最后两口冰棍淌了凌野一袖管，黏糊糊的，怎么舔胳膊肘都带点甜味儿。

双人座的亲子车，凌野稚嫩的掌心全是汗，黑眼睛亮晶晶的，兴奋地扭着脸，一会儿看看车头新漆的发车线，一会儿看看身旁吹口哨逗他的父亲。

凌彻想哄他高兴，忍着旧伤把油门踩得轰鸣，三两圈开下来，速度越来越快，轮胎侧漂移的声响锋利，似能划破黯淡的人生。

一张入场票能开五分钟。

太阳落山时，父亲的钱包换成了一摞厚厚的票，塞满了凌野的裤兜。

他的脸在头盔里闷得通红，未曾体验过的风将那颗小小的心脏吹轻了，战栗着欢腾着，打着旋往天上飞。

场地七点关门，那天赶上卡丁车俱乐部的孩子训练，提前一小时清场。

大喇叭吱吱响，老板喊了好几声，凌野没舍得走，顶着满头的汗扒在栏杆上，看那群同龄人亮闪闪的新头盔，闻着机油味和火烫的沥青发痴。

凌野从不伸手要什么。

过年凌彻带回来的俄罗斯巧克力，一板十六块，他宝贝得不行，怕放屋里烤化了，咸菜缸边拿砖垒个坑藏着，上学放学，小心地巡视一遍又一遍。

巧克力留着吃，能从雪窝子里吃到开春。

但兜里的一叠入场券，撕过就失效了，成了满地的鞭炮壳，热闹后只剩寂寞。

卡丁车场最后一盏灯灭了。

父亲喊他走，凌野应了声好，身子转回过来了，脚却像生了根似地拔不出来。

他留恋这里，又怕自己的留恋成了家里的负担，趁着系鞋带低头吸鼻子，咬着牙把眼泪憋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