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景象，崇祯岂能容忍？

崇祯笑靥如花，静待群臣反应，心知无人敢逆其意。

温体仁终是按捺不住，应声而出：

“谨遵陛下圣谕。”

其余官员，见风使舵，纷纷附和。崇祯心中明镜，洞悉群臣心思。

此时，吏部尚书李邦华挺身而出，建言平叛：

“陛下，藩王作乱，民心惶惶，当速发兵平之。”

李邦华孤高清傲，独来独往，然其威望犹在，一语既出，响应者众。

然内阁诸公，尤其是温体仁，深知崇祯意图，故沉默以对。

崇祯轻描淡写，言及边患：

“藩王之乱，自当平息，然建虏侵扰，边军难调。京营新军，尚需磨砺，朕意暂缓。”

实则，崇祯运筹帷幄，东厂、锦衣卫、外务府情报网罗，民心向背，了然于胸。

其纵容藩王之乱，实为安抚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新政频出，皆为民计，民心所向，基业稳固。

崇祯深谋远虑，意在彰显皇恩浩荡，令百姓明辨忠奸，知谁为真心庇护之主。

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以定乾坤。

崇祯帝深谋远虑，边军调度慎之又慎，恐降虏趁虚而入，故按兵不动，稳守京畿。

陕西秦王之乱，委以孙传庭平之，原拟亲征，终觉不妥而罢。

藩王四起，如星罗棋布，崇祯非救火之卒，逐一击破非策，乃决意坐镇中枢，以静制动，静待其变，先发制人。

然群臣惶恐，忆京城数度被围之史，人心惶惶。

兵部右侍郎熊文灿，谙熟军情，力陈边军雄厚，可抽精锐五万，以解内忧外患之急。

群臣附和，唯温体仁、陈奇瑜等阁老沉稳如初，洞悉圣意，知陛下胸有成竹，不轻言更张。

朝堂之上，崇祯帝言辞犀利，以瘟病、清田、商税等急务相喻，驳斥急战之请，言京城固若金汤，非轻易可破。

群臣面面相觑，皆感帝之威严与自信。实则，帝忧非城破，而在人心之不稳，恐有内奸作祟。

崇祯帝心念电转，知坚固之城，毁于内乱，遂定计查奸。

熊文灿等见帝意已决，暗自懊悔多言，转而专注于新政之事。

另边厢，福王朱常洵起兵已旬日，大军犹困河南，进展迟缓。

朱常洵心急如焚，催促左良玉加速进军。左良玉，昔日总兵，兵法娴熟，对福王之策了如指掌，表面应承，实则暗中掌控军权，扩张势力。

左良玉之智，非在勇猛，而在狡黠，以平庸之藩王为傀儡，操纵于股掌之间。

福王府侍卫首领，不过纨绔子弟，岂能与之相提并论？

左良玉之计，正是借势而起，逐步蚕食，以待时机成熟，图谋更大之业。

如此，大明内外，暗流涌动，崇祯帝与诸藩王、群臣之间，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悄然展开。

朱常洵深谙大义，毅然决然行那“舍亲立贤”之举，将前总兵左良玉扶摇直上，委以重任，且深信不疑。

“殿下，我军精锐唯骑兵三千余众，余皆步卒，步履维艰，加之辎重累累，犹如背负山岳，更需慎防四野之敌窥伺。

疾行则阵脚易乱，安营扎寨难安，故当稳扎稳打，勿使急躁。

然依末将之谋，至多至十一月中旬，京师必现我军之影。”

左良玉言辞间，虚实相间，步军迟缓固有其理，然亦不乏疾行之能，日行六十里，非不可及。

谈及兵力，虽仅万六之众，然辎重之繁，堪比大军。

民壮之众，竟有四千余，足见朱常洵此番起事，志在必得，王府珍宝，几欲倾巢而出。

此非单纯贪恋财物，实乃深谋远虑，知成则王侯败则寇，所携之物，皆为日后图谋之基。

然可笑者，朱常洵个人行囊，竟独占三十车之巨，真乃“行囊满盈，难掩雄心”之写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