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律跌跌绊绊地冲出船舱，依据事后的统计，少尉摸到门闩的时候，至少已经踩破了两支价值十二英镑的瓷盘，打碎了一只合计两百英镑的三彩马。这种波亭金一般突然往河道里抛钻石的作派，立刻引发了仆人们的惊叫，这在船上造成了一阵不小的混乱。不知究里的印度仆人以为船舱里窜进了眼镜蛇；士兵们议论卧乌古将军是不是拍来了电报，马上就要开拔去打仗；而菲律宾的帮佣们则纷纷打赌，一定是水兵在南洋的市场上乱抢了什么手信，混着放入了船上的宝库，才给老爷们带来了噩运。毕竟他们从来都不尊重当地的信仰。然而，在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没有人想到，义律是为了甲板上徜徉的中国人出的洋相。

而少尉拔腿去追的正是刚刚还在甲板上点头示意的中国人，在过去两个月相伴的日夜里，他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每日定时在甲板上响起的咚咚脚步，竟然就是这只远征军的阿喀琉斯之踵踩出来的。一想到这样严密的保密工作，竟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完成，少尉的内心就愈发不安。这种慌乱的情绪如同疟疾一样，迅速感染了刚刚还在一派活跃的会议室。议员深深地陷入扶手椅里，本就坐在逆光中的他，任由阴影爬满了整张脸，即便近在咫尺的领港，也很难看清他的表情。雪茄在静静地燃烧，白烟浓稠地向上延伸，直勾勾地撞上了厚实的天花板。领港人则端着酒杯，紧紧地抿住嘴唇，似乎在想着什么可怕的事情。

“他走了，他走了！”少尉神经质地踱回了船舱，手上神经质地搓着什么。二副清点了船上的人员后，他才得知这个中国人在船靠岸之后便静悄悄地下了码头。至于有没有来自中国官府的人接驾，二副一时也说不清楚。战舰靠岸的动静总是混乱的，码头的劳工们一拥而上地拉住了战舰的缰绳，年轻人身手灵活地爬上船身，将抬臂搂齐的粗壮绳索抛向码头。水手们放下舷梯，工蚁一般壮硕而密集的中国工人便蜂拥一般爬上甲板，熟练地清点和搬运这趟旅行的战利品。大副忙着补充淡水，厨房忙着采购，检疫人员在忙着检查船舱里有没有臭虫和老鼠。在这样一副人类只能束手无措，神祇才能指挥得当的合奏中，一个像素点的谢幕，又有谁会留意呢？

像意识到了有鬼魂和阴影正在眼皮子底下策划阴谋，少尉和议员努力地想要洪流中定位这个特定的像素点的去向，然而此刻他们却毫无头绪。圣奥古斯丁曾恢弘地舞动着天赋的才智，向信徒们解释清楚神造世人中的短缺，饥饿，堕怠与罪恶，都只是善的一部分；他将世界解释为一副油画，人类无论登上怎样的顶峰，都只能看到局面的色彩，这些还不能自圆其说的色块，就是世俗所理解的罪恶；但只有站在全知全能的主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整张油画里的和谐，每一个像素点都服从于最高的整体。而我们可敬的当代教父，已经为忽视日不落帝国驭下仅存的些许阴影付出了代价。伦敦的中小商会借助债券问题在法庭上大获全胜，气势如虹地接管了远东的商业利益，并急不可耐地拓展着海盗业务的门类。打劫无敌舰队这种吃剩食的行径，不够优雅，又没法儿喂饱海军部日益增长的胃口，为什么受到赐福的光荣舰队不可以直接向异教徒宣战呢？民众抱着令人倾佩的逻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战争女神的怀抱。

但这实在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聪明。是的，在武器代差与先进的技战术配合之下，十九世纪的战争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光荣投资，百分之七十五的战争发起方，都获得了令人发指的胜利。军部成为了当代的屋大维；而伴随胜利的，必然是凯旋而归的荣誉，与丰厚到足以麻痹良心的回报。谁肯来提醒大家战争的危险呢？政府拼命地资助东方研究，使不识时务的学者们也很快加入了拓荒的队伍。数不尽的黄金流入探险队和博物馆的腰包，支持他们更深一步地去开拓皇陵和处女地里蕴含的瓷瓶和壁画。欧洲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跨国会议，个人德行洁白无暇的学者们在积极地推进名为殖民拓荒的邪恶。在世界岛的内陆中，有太多蒙古人和奥斯曼人埋葬的秘密。那些神秘的匈人是从哪片山麓中出现的，又将过去多少传奇的财宝藏进了深不可及的地窖？难道《圣经》会说谎么？迦南是应许给我们信民的奶与蜜之地，至于哪里才是迦南；看啊，朋友们，神父正高举着光荣十字教训我们，信仰我主的地方都是。盘踞中国的这些赛里斯人，祖先不就是迦勒底还未蒙赐福的巴克族么？如果国王奈亨台没有得到天启，这些古巴比伦的后裔又是靠着什么信念，才能翻越昆仑山，发现黄河的呢？这一定是上帝的赐予！迦勒底王攻入犹太时，中国的王也要蒙受原罪。朴次茅斯出发的舰队，不就是来追讨由主所定的罪么。亲爱的读者们，您难道看不到那些在原始森林中蹦蹦跳跳的野蛮人，动不动就将闻名世界里的英雄探险家绑上烤架，他们在完整地吃完一个头颅之后，甚至都不稀得刷牙！这太可怕了，我们的拓荒者，打开了一座又一座被打开的东方皇帝的金库，但却带去了比黄金更加重要的伦理。闪闪发光的白银甚至黄金，都如洪流一般流入了国库与银行。

有所劳者有所得的朴素正义，像极了举起军旗的不列颠尼亚女神，为臣民们送来了勇气的光辉。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代中反抗天神的该隐只是被判处了流浪，而非死刑。斯当东一直不肯正视，当地的报纸持续地出面否认，在当地的社交网络中，暗中活跃着一大批懦夫和叛徒，时时刻刻想要破坏白厅街的荣誉。今天，我们的读者总是不自觉地在历史的浪潮中，忽略了庞大的东印度公司鲸落滋养起的另一批人。是的，当举国上下为神圣战争秣兵砺马时；另一群在阴影中的人，英国本地士绅、长老会、伦敦会的会士、发自内心反感帝国的工人们，以及为帝国效劳、但却不赞同采用军事手段的外交部官员，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联盟。统一指挥他们的，是另一位手持丰饶之角的厄瑞涅。当然，他们是海军部和商人们的死敌，伦敦报纸笔下的丑角。普通市民咆哮着要吊死这些懦夫，一部分原因是不满自己的税金被抽走，另一部分则是将一切的勇气颂歌归于女王。但这些怯懦而无能的叛国者，却打出了“良心”的旗帜。是的，该隐是嫉妒亚伯的，因为嫉妒那冒着油脂的贡品与神的赐福，就要发动一场血流漂杵战争，这在外交部官员和本地教士的眼里，简直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罪行。外交部总是沉默地压下了殖民路线上每一场血腥的战斗，但良心在时刻谴责着他们。尤其当军部用剥下来的头皮做成靴子的时候，外交官们只是碍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吐出来。罪恶的焦点，还在于东印度公司在远洋贩卖的那些鸦片。这些恶魔的结晶如回旋镖一般，在充分沾上东方人的审美情趣之后，用皮肤瘤一般遍地开花的小烟馆，已经将不列颠尼亚光滑的肌肤与英武的风貌啃食得千疮百孔了。

自负的欧洲人却忘记了，恢弘壮丽的人类命运，只能站在顶峰才能尽收眼底；能做到永不犯错的只有上帝。智慧既然透过不完美的空气降入人间，就不可能维系自己形而上的正确。逃走的中国人确实是由两江总督府派出去的，但同样端着琼浆玉露，少尉想的是“他如何逃走的”，领港人想的是，“他如何出发的”，议员想的则是“他如何在伦敦活下来的”；但就是没有人想到，他是去做什么的。而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少尉的反应是“抓住他”，领港人的反应是“报告渣甸爵士”，议员的反应则是，“先生们，让我们冷静一下，坐下来想一想”。

让我们暂且相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士绅”这个词的偏爱，看看阅历与智慧，能否带来更多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