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四十四岁的秦孝公英年早逝，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秦国的崛起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最受称道的就是重用商鞅，在各种阻力之下仍支持商鞅变法。

虽然，我们知道商鞅最终被车裂，死在异国他乡。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富强，而商鞅的变法没有秦孝公的支持，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当失去靠山以后，商鞅何去何从成了现下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日，多年没有出门的公子虔来到大殿，将一纸诉状送到秦王手中，秦惠文王读罢，眉头紧锁。

原来，这诉状中所写乃是告发商鞅与魏国通信，图谋造反，此事虽然疑点重重，却也不是毫无根据。

商鞅本就是卫国人，因不受国君重用，有感怀才不遇，又赶上秦君广发请柬，招贤纳士，便入秦为相。

但是，古人的乡土观念浓厚，又有那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商鞅变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秦惠文王这样想着，心中并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毕竟话又说回来了，商鞅对秦国的贡献是不容磨灭的。

排除秦惠文王与商鞅的个人恩怨，秦惠文王对商鞅的才干仍然是赏识的，对商鞅此人也是愿意信任的。

话说秦惠文王与商鞅的恩怨，这要从秦惠文王为太子时说起。

商鞅一入秦国、便得秦孝公重用，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励生产和战功，登记户口制，实行连坐之法。

这些措施，对于旧贵族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利益大大受损。

对于旧贵族来说，最难以接受的莫过于爵位与俸禄的丧失，因为在变法之前，这些都世世代代享有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贵族子孙即使对国家没有贡献与功劳也照样能够世袭特权。

这样世代世袭的官制，使各阶层之间鲜有流动，更养育了一批养尊处优、不思进取的阶层。

可商鞅当权以后，首先便是拿这些宗室贵族开刀，以军功为加官晋爵的依据。

宗室贵族同样无功不受禄，如此一来，宗室权力衰弱，利益大大受损。为了保持利益，他们只好也上阵杀敌。

随着改革的进行，商鞅与旧贵族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对峙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商鞅：“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变法之初，各种阻力扑面而来，身为太子的秦惠文王在新法面前，也是利益受害者之一。

不满新法的宗室贵族便联合起来，唆使太子知法犯法，年轻气盛的太子心有火气，又加上宗亲在旁煽风点火，便带头犯法了。

此时，新法刚出，刑不上大夫的理念已经被废除，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

太子犯法，当以律例处分。按照秦国新出律法，违法者当受踪刑。

作为未来的国君，却要顶着这样的耻辱整日面见群臣，那颜面何在？

惩罚“储君”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法律既出，自然也不会只是摆设。

商鞅的铁腕手段尽人皆知，那么，太子犯了法应该如何处置呢？他会不会包庇他呢？

只见那商鞅大手一挥，太子不能惩罚，他的两个老师，总可以治他们一个管教不严之罪。

商鞅命人将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唤来，以他们代替太子治了罪，这二人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真是冤枉透顶。

“刑其傅公子虔，源其师公孙贾”，商鞅这一招杀鸡给猴看的戏码确实有效，如此一来，那些蠢蠢欲动的王公大臣即使心中窝着一口怨气，却也都不敢触犯新法、胡作非为了。

当时身为太子的秦惠文王虽因“储君”的身份没有被施刑，但他仍觉得脸上没有光彩。

男子汉大丈夫，却让老师为自己承担罪名，让别人代为受过，这真是往脸上抹黑、丢人现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