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时间自那一年后就确定在每一年的七月七、八、九日。再到后来，高考制度经过大大小小的历次改革，考试时间也改为每年的六月七、八号，连起来就是六七八，再读准确一些就是“录取吧！”
这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一件事要做到符合所有人的愿望，那真的是难上加难！高考日期定这么个时候，真实地反映出人们的普遍心态。既然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期望，那就该很好的坚持下去。
（时至今日，高考的科目改了又改，改过来又改回去，但考试的时间，除了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推迟了一个月，其他都以六月七、八日为基准。考试科目增加了，就在原定时间上再延长。“录取吧”，这个宗旨始终不变！
而且，经过各种新建大学的设立，原有大学增没新校区和二级学院，最大限度地实施扩招，“录取吧”的愿望已最大限度实现。全国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进入到国内大中专院校继续学习。
以前高考被形象地比喻为挤“独木舟”，那现在摆在学子们面前的，绝对算得上是一条宽庄大道了。
大儿子参加高考的那几天，桂嫂子小有些紧张和担心，但她自己也不知道在担心些什么。她问了几次儿子“都带齐了书本和文具没有？”，还在他的饭菜里加上两个鸡蛋。考试得零分叫吃鸭蛋，两个鸡蛋加上筷子可就是一百分了。
桂爹一点也不担心，表现出了他惯有的沉着和冷静。他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帮不上忙，甚至是多叮嘱一句都可能只会更增加儿子的压力。他什么也没做，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不会发生。但他却一直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
儿子参加考试去了。桂爹感觉有些无聊地在家里踱来踱去，做什么都没有心思。
在堂屋的神龛子面前，桂爹凝望着父亲、母亲和弟弟的遗像良久。最后，他从神龛子的架子上取出三支香点着，说了几句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话，又虔诚地把香插进香炉里。
这可有些难得，也显得有些别扭。桂爹不信鬼神，对先人的拜祭也纯粹局限于纪念性质。他今天的举动可有些不正常呢。
长春努力地想挤上高考这艘独木舟，但当年的学习环境，让更多的人对学习亏欠得太多，要考上大学谈何容易。
长春参加了那年的高考，结果自不必交待了。如果一定要将高考落选的原因归结到某一点上的话，倒有件事值得一提。
数理化是长春的强项。其实，大多数男孩子都如此吧。
那年高考的物理题，第一题是填空。填空题第一小题非常简单，简单到只有几个字：“请估算地球上大气的重量。”长春在这道题上花了整堂考试的一大半时间，结果是一张卷子做了不到一半，白白丢掉几十分。
加上他的英语和政治本来就不怎么样，天降的难得机会，长春铩羽而归。人们对这种事习惯用交臂而过来形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是连臂都没有交上了。
（换转是现在的孩子，别说对付这种试题是小菜一碟，就算真的被卡住了，看半分钟还找不到感觉，绝对会立即跳过去。
据说某省有一道高考历史选择题，问“谁打响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第一枪、第二枪、第三枪？”供选择的答案有：A、叶挺；B、叶剑英；C、张太雷；D、黄兴。不会答题的孩子都会在四个人中随便选三个填上，因为这是考试的套路，他们都早已训练有素。
当然，对付这道题用套路不行，考题的知识点是，想了解考生能否清晰的区分广州黄花岗起义和广州起义，正确的答案来源于历史课本上一句话：“黄兴连开三枪，黄花岗起义正式开始。”三个括符内都填D。)
一九七七年高考的首道物理填空题，利用卷首给出的地球半径和标准大气压压强，先算出地球表面积再乘以压强。要说简单，那是真正简单。但当年的考生，不但在文化知识的准确掌握上要差一些，而且，缺乏应付考试的反复训练和技巧。
考不上大学就进单位上班。一开始，这是桂爹和长春间的君子协定。当时，少不了存在一些鼓励长春努力学习的成分在里面，现在事情真的摆到面前了，就成了
一种不二的选择，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唯一的道路了。
另外的原因是，长春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说，除了升学和当兵，年青人的出路还有一个是招工。前面两个长春都努力争取过，现在能进单位上班也算得上很不错的了。
水产局下属的单位，大多周围都是农村，和广大农村比起来，国营单位就是天堂。
长春没有多加考虑，甚至是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过，毅然除下军用挎包做的书包，脱下他那套心爱的草绿色军装收好，到国营来仪湖渔场上班去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复读一年，再往高考那座独木桥上冲击一回。其实，以他当年的成绩，在那种普遍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只要是正常发挥了，考个学校去完成大学梦还是挺有可能的。
多年后聊起当年的想法，大哥长春一直否认是因为家里弟妹多，又都在读书，经济情况又拮据，他辍学完全是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这样能明显的帮补和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状况。
但很多事情，反复被当事人否认，却并不意味着就真的不是那样，特别是这件事情正好是当事人特意为之，是他在理想与现实间做出艰难抉择，并作出巨大牺牲的时候。
约定俗成，骨干老职工的子女到单位后先做临时工，每月有十几元的工资。几年内看劳动表现的好坏，跟他做临时工年限的长短，分批转为正式职工。
好在渔场的职工以知青为主，有成年子女的年长职工并不多，竞年并不历害。这样一来，长春自打踏进单位做临时工的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已经确定要成为一名地道的专业渔民了。这无疑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和成型，是他兢兢业业从事一生养殖事业的开端。
桂爹希望儿女能有出席，特别是能经由读书争取更好的前途和出路。但他并没有低看自己从事的养殖事业，最多也不过认为辛苦一些，风险大一些罢了。所以，大儿子长春高考的失利，并没有带给他太强烈的失望。
况且，能考上大学的人是少之又少，他对儿子的学习成绩到底去到何种水平也并不是那么真正的了解，还不是学校的老师说了算。只是长春没考上大学，又勾起他对儿子招飞落选的遗憾来，而且，这中间又免不了因为自己未能更好地为儿子去争取做点什么而产生出的那么一份内疚。
桂嫂子最了解丈夫的心事，少不了要安慰几句：“打渔人家的孩子，能进到这么大的国营渔场已经很不错了！不看你以前那些一起打鱼的伙计，当年错失了进单位，现在他们的孩子想要再进这种单位就难了。”理是这么个理，但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前途呢。
希望就像洞庭湖的浪，一波接一波。佩珍明年就要升高中了，晓春也即将升初中，再春小学三年级读了一期，连最小的冬元也打算来年暑假后报名入学。就像那种用来喂鱼的和菜，一茬接一茬的。
这就是孩子多的真正好处呢，总有一个两个能读出些名堂吧？这是桂爹自己的真实想法吗？不得而知。至少，他自己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只要你们肯读书，只要你们读得进去，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们去读！如果你们自己真的不想读了，我也不勉强，到时可怨不得我哦！”
这句话有点长。桂爹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语气，总是一口气说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强调他是极认真和说话绝对算数一样。
兄弟姐妹们都知道，他没有食言，他自始至终很好的做到了他承诺的这一切。特别是在那么困难的年代，还供养出了三个大学生，直至他们完全融入社会。这是正要发生的事，以后将逐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