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沉缓无力地闭上双眼，几行青泪顺着脸颊淌下，滴入脖颈，钻进衣襟，扎入内心。昏昏沉沉中，母亲的一生浮光掠影般在脑际盘旋。

母亲在外婆家就是主要劳动力，作为长女自然而然是最苦最累的人，过早地背负起了生活重担。为了供养几个弟弟上学，她愣是一天学堂都没上过。小时候，她喜欢到学校附近的山峰低凹处，找猪草、打柴禾，每当听到教室里传出的郎朗读书声，她都会靠着围墙听得如痴如迷。回到家，她便开始收拾家务、煮饭、炒菜、煮猪食，小额头上常常汗水涟涟，胼手胝足、连轴转是她的生活常态。傍晚时分，父母亲拖着劳作一天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弟弟们也放学归来，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她亲手烹煮、十分拮据的粗食淡饭，她像父母亲一样，总是吃得最慢最少，只为把不多的饭食尽可能多省给弟弟们。晚上就着煤油灯，弟弟们扒在凳子上一笔一画地写字，嘴上呀呀学语地念叨，看到这种场景，她心里甚觉踏实、宽慰，自己多付出一点，能让弟弟们有知识、有文化，她认为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

十一岁时，她成为生产队最小的“童工”，跟在大人们身后，为挣几分养家糊口的工分挥汗如雨、劳劬奔忙。为了保住挣工分的机会，她必须更卖力，不然分组时，别人就会嫌弃她、不认她。十六岁那年，她经媒人介绍，嫁给了临村的父亲。父亲高小毕业，识一些字，为人厚道，可家境同样清贫。娘家尽取所有，才勉强拼凑了一些婚嫁行头，红衣柜，红箱子，红糖，用红纸包着的猪肉、饵块……随着几辆马车，在迎亲送往、此起彼伏的唢呐声中，来到了夫君家。

后来，母亲生下了一儿一女。当时，很多农村家长并不愿把孩子送进学堂，不是因为家长缺乏理想和志向，而是生存成为摆在他们面前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诚然也不乏眼里只有工分和财富的家长。母亲从小对知识的尊崇热渴和父亲厚道朴实的秉性，让他俩下定决心，再穷、再苦也只能落到自己这一代，要用文化知识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将儿女送出大山，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为了儿女能够上学，父母亲在忙玩集体劳动时，不得不利用一切闲余时间继续劳作，母亲就着突闪突闪的煤油灯做针线、纳鞋垫，父亲用粗糙的双手织蔑笼、做蔑活，在农闲时养鸡、养猪，只为到村镇集市上换取零星半点的钱币。

夏斌、夏莉亲眼看着“生我劳瘁、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的父母，感受着一种大爱无声、言传身教的浸入式教育，学习都非常刻苦用功，成绩基本都是数一数二、名列前茅。家里被煤油熏得泛黑的墙面上，贴满了他俩红红的奖状。他俩忙无功课后，很难像邻家的孩子一样躲密藏、掷硬币、玩弹弓，而是尽一切可能分担各种家务，虽然家境贫瘠、生活苦涩，却总能感到一股暖暖的爱意，一种不竭的希翼……

母亲打零工、得癌症、捡垃圾，走上人生巅峰，为全家带来了荣光，好不容易能够享点清福；可为了挽救女儿，只能独身勇闯陌生国度，女儿得救了，自己却永远倒下了……

“天理何容？天理何容？”夏斌在迷糊地说着梦呓。屈不平似乎也在沉睡中与夏斌相遇，答道：“天理在人心，天理在人为。”

……

抵达美国已是午夜时分，厚重的夜色、时差的颠倒、沉懑的心情让他们走路有些踉踉跄跄、趔趔趄趄。老远就看到，夏莉蜷坐在煞白的路灯下，向四周张望着，她是在等他们。

父亲和夏斌搀扶起小妹，一起走进屋里。屋内灯火通明，连台灯都是打开的，夏莉也许是害怕，也许是想给予母亲最多的光亮。母亲的脸庞已被夏莉清洗得干干净净，从略微扭曲的面容、紧攥的拳头，可以想像母亲历经了怎样鲜为人知的痛楚和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