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好事者心态，也或许是精力真的过剩，南郊祭祀以后，侍御史吕诲以一己之力重新挑起“濮议之争”。

吕诲一口气连续七上奏疏，请求早日定下“濮王”的名份。

英宗没有听从。

接着，他再连上四道奏状，请求罢免台职出知外郡，英宗也没有依从。

于是，不嫌事儿大的吕诲调转枪口，上书弹劾宰相韩琦，说韩琦在皇帝即位数月以后，上书请求追尊濮王夫妇，首倡阿谀皇帝的风气。

如今时逾半年，濮议不绝，韩琦还在顽固坚持己见，不想改正，简直我呸，这称得上是忠臣么？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治平三年（1066）正月七日，“台谏派”突然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了真正发起实际主持“濮议之争”的韩琦，转而把弹劾矛头转向欧阳修。

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联名合奏，宣称欧阳修是“豺狼当路”，“以枉道悦主人，以近利负先帝”，败坏朝纲，罪不容诛。

至此，在他们眼目中，欧阳修已经是豺狼了，表示与欧阳修势不两立。十三日和十八日，他们又连续两次劾奏，弹劾中书省全体，仍然列欧阳修为“首恶”。

欧阳修突然躺枪，变成“台谏派”的主攻目标，看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韩琦、曾公亮是两朝重臣，又是拥立英宗的朝廷元勋，地位一时难以动摇，“台谏派”只得改选地位稍低的欧阳修进行降维打击；

其次，欧阳修身为文坛泰斗，确实是“中书派”礼制思想的主脑。“中书派”的观点，大都出自欧阳修之口，“中书派”的奏章，大都出自欧阳修笔下；

再次，欧阳修庆历年间以谏官身份首开言路，导致后来的“谏官之横”。这时移地而居，自身成了宰执大臣，因此成为“台谏派”克敌制胜的最佳选择目标。

翰林学士范镇在奏疏中批驳了欧阳修称濮王为皇考的理论依据：

汉宣帝是继承汉昭帝的皇位，汉光武帝则是继承汉平帝的皇位，在辈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孙子，而光武帝则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俩勉强可以称自己的亲爹为皇考，但仍然被人议论不当，因为大宗之统不可绝。

陛下你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王为皇考，那就是两统二父，比汉宣帝、光武帝更为失礼，所以，陛下你应该依据《尔雅》及本朝故事，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如两制礼官的前议，像汉朝那样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的行为，都不是圣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这下惹得英宗也不高兴了，认为范镇在变着花样儿讥讽自己，大发雷霆，且把对范镇的不满让小黄门传了出来，范镇惊惶失措，自请出知陈州。

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添油加醋地散布谣言，说范镇本是欧阳修私交甚笃，因为“濮议之争”没有支持“中书派”得罪了欧阳修，欧阳修乘机打击报复，在皇上那里告范镇的黑状，才使得范镇被贬知外郡。

对这种无稽之谈，作为当事人的欧阳修和范镇都置之一笑，不予理睬。

他们对“濮议”看法不同，各守己见，但仅此而已，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双方的个人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