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8）六月，朝廷任命欧阳修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开封作为北宋的京都，设府尹为行政长官，以亲王出任。但并不常委派。一般以权知开封府事行使职权，由侍制以上的官员担任。权知开封府，是一个关键而重要的职位，事务繁重，主管京师的民政、狱讼和社会治安。

欧阳修此时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他感觉像永远睡不足一样，常常头晕脑胀，两只耳朵旁边总是“呼呼”吹着一个调子的横风。他觉得自己的健康问题可能越来越大了。有些职位虽然权重，却未必非得像他这种老朽来担任，很久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安宁，人才济济，不缺一个知开封府的长官。为此他奏上《辟开封府札子》。

欧阳修恳切陈词，述说自己只是擅长文章，不善于治民临政。更兼体衰多病，膂力难副，只求在《新唐书》成书以后，格外开恩委派一个外任，养病保身，安享晚年。

当朝宰相富弼和韩琦拒绝了欧阳修的辞命。

欧阳修只得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前任权知开封府是有名的包拯。合肥人包拯是当时有名的能臣。他为官清正，执法不避权贵，不护亲朋，以威严刚毅著称。治理开封数年，名震朝野，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城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王包老。将包拯与公正威严的阎王爷相提并论。

与包拯风格迥异的知开封府的欧阳修，为政讲究宽简，遵循人情事理，崇尚无为，不求赫赫声誉。

有人替他忧心，说道：前任包拯威名震动京都，有着古代京兆尹的风采，你却没有任何动人之处，怎么是好？

欧阳修朗声笑道：“人的才气、个性不一样，各有长短。只要秉持至公之心，凡是扬长避短，都可以达到预期目的。怎么可以丢掉自己的长处，用自己的短处去曲从习俗，博取声誉呢？我应该尽己所能去工作，胜任不了就退下来啊。”

他上任以后，按照自己的政治主张行事，依次重点整治了吏治、律法和税负，抓大放小，无为而治，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

祥符县县令的侄子当捕快，与一伙地痞流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了不少绑架敛财的勾当，而县令对受害者的状子装聋作哑，事情传到欧阳修耳朵，欧阳修微服暗访之后，了解了案情的大概，然后顺藤摸瓜将县令及其捕快侄子一并法办。

县令央人找到自己的远方堂叔，也是欧阳修的挚友韩绛，求其说情。韩绛知道此案重大，并不想因此而干预，因此并没有找欧阳修。

但此事还是给欧阳修知道了。

宋朝实行赦宥制度，有“赦”、“减等处”等机构，除谋反、大逆、谋杀等十恶之罪之外，其余即使死罪也可以通过经济惩罚等办法予以赦免。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之后，欧阳修认为县令及其侄固然罪恶深重，但皇恩浩荡，应该让他们有机会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遂将县令的侄子处以金钱赎罪，而县令则直接免官回家。

事后谢绛致信道谢，欧阳修回复说：“杀一人易，活一人难，欧阳忝为命官，岂可避难从易乎。”

七百多年后的清嘉庆年间，有人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另一边写着“欧宽”。

欧阳修的“宽简”与包拯的“威严”，代表着赵宋时代循吏的两种风范，同时流芳，传为千古美谈。

京师权贵犯法现象日趋严重。究其原因，在于权贵们有恃无恐，一旦触犯刑律，常从宫中乞得恩命，以逃脱惩罚。欧阳修莅职不满两个月，就遇上十起这类案件。

对于权贵倚仗权势为非作歹的行为，欧阳修深恶痛绝，决心严加惩处。

他上奏《请今后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札子》，请求允许今后对替别人谋求内降的人，连同罪犯一并治罪；凡是罪犯自行求得内降的，一律施以加重本罪二等的处罚，切实制止宦官小人扰乱朝纲，败坏法纪。

当时，一个叫做梁举直的宦官，私自役使官兵，触犯了朝律，被交付开封府处置。然而，从宫廷接二连三传出内降，要求宽恕免罪。欧阳修坚决顶住，三次内降，都被拒绝。终于将罪犯绳之以法。权贵势要、皇亲国戚看到新知府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得不规矩起来，京城顿时晏然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