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聊到，古代天文学有两个好处：授人时，见吉凶。在古代既实用，又保心安。

有经商头脑的朋友肯定会想：天文这个项目好，哪家耕地用不着啊？哪家种菜不讲究啊？哪个家庭老母亲不想为儿女算卦啊？谁不想知道未来吉凶啊？咱开个公司，招聘些专业人才来搞点业务？有搞头！

如果这个人在古代的电视连续剧里，别说开公司，第一集的片头都活不过。为啥？后果这么严重？稍后就会聊到。

那到底为啥没得搞？不为啥，皇帝自己喜欢他要自己搞。

那皇帝为什么喜欢？

因为区区商贾之流都知道有大搞头的东西，皇帝怎么会不知道？

天文这玩意，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技术业务范畴，直接上升到事关国家治乱、兴衰。那可不是随随便便“搞点业务”的事。

天文就是天，天就是皇帝的爹，把我爹拿来开店？你以为他是啃得鸡那个老头啊？皇帝继续强调：必须给我老老实实记住喽！我们现在是可怕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是你们文明的近现代，皇帝的地盘他做主。

搞天文这事必须得由皇帝来垄断，要钱拨钱，要人给人，要官设官，制定行为规范，订立法律条文，抽调朝野顶尖人才，妥妥的天字第一号工程。

声势浩大（仅在朝野宣传，不外传民间），群贤毕至人才济济。

既然天文学是天子第一号工程，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人员肯定也是如雷贯耳的响当当的人物。

咱虽然是聊天，也比较爱吹牛，但讲到具体的天文事项的时候，牛要吹，经要引，典要据，咱不马虎，主打一个实事求是。）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伟，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

以上都是天文学界的天皇巨星，随便在历史上一放，都是学界泰斗，尤其是巫咸、甘德、石申，这三个牛人为后人编著中国古代天文学超级巨著《甘石星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但同时，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观象见吉凶”的占星学家，古代天文学和占星学是紧密联系的。许多天文学家实际上也是占星家。包括古巴比伦和古希腊古印度都有这种情况。并不是华夏民族的特产。

高辛是颛顼的侄子，史称帝喾，高辛氏之前有重、黎二人受颛顼委派，分别负责“观象见吉凶”和“观象以授时”。重、黎二人可能是有记载以来的最早的天文学家。天文学和天文设官的历史是同样悠久，有人就有江湖，天文学也是这样。

尧帝命羲、和钦若天昊，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关于羲、和，传说记载因为“沉乱于酒”，忽略了一次日食的发生，胤奉命“往征之”，由于日食事件在当时是极为重大的天文事件，事关皇帝的运程和国家的治乱，事态极其严重，还得了？这么重要得日食你都给错过了，我怎么给下一个日食预测交代？于是定下规矩，对于天文官的工作极其苛刻：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这就没法商量了，羲、和被杀鸡儆猴了。

酒精害人啊！羲、和告诉我们，开车和上班都千万别喝酒。

插一句：“羲、和”是继颛顼时期的“重”、“黎”之后，正儿八经的天文官，因为颛顼帝是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重”“黎”二人严格来说不算真实的天文官。因此，后人把“羲、和”第一位专职天文官。后世之中，天文官的主官叫“太史令”，后来王莽还把太史令之职位改称为“羲和”。

你看，动不动杀无赦，天文官是妥妥的高危行业。因失误被诛的羲、和，对天文官起到很大震慑作用，其子弟以此为戒，恪尽职守。后世对天文官的要求虽无如此野蛮但也极其严厉。

统治者很重视，天文官很危险，王室很稳固。

那如果说皇帝自己搞自己的，给点活给民间整整呗？搞培训班，学习天文知识，办会员卡，学天文、兵法、谶书、搞占星算卦，打打擦边球，搞搞周边产品，这个行当绝对火。

想也别想，试试就逝世，第二天必定就有人来抓人，严重的砍头，真不是开玩笑。

中国古代是以法律形式严禁私习天文的，私习是很大的罪，要判刑的。

所以开头聊的那个想开天文公司的人，第一集都活不过就是这样的意思。

天文学必须得官办，官办，官办，重要的事情必须说三遍。

朝贺之大典，军国之重事，一切吉凶，军宾嘉之礼都是官办天文机构跟皇帝汇报后订立的，关系社稷安危，关乎国家兴衰。

天文学必须得垄断，垄断，垄断。重要的事情必须复制粘贴两次！

先秦时期，天文学有以下特点：

1、必须是官办的。

2、神圣政治意义大于研究意义。

3、天文学就是给统治阶级用来察微知变，就福避祸的参政辅政机制，指导生产生活。

4、分工明确，制度规范，严肃有效。

5、天文官是铁饭碗，铁到世世代代守其业。不够人就去朝野（注意，先秦这时候还是世袭，不去民间选拔）选聘，保证天文历法先进且连续。

后来的强盛的皇朝，开始对天文的政策有所松弛，甚至开放包容，还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

比如唐宋。

唐朝时发生过一件官司，整个画面感就像周星驰《九品芝麻官》里审案的画风。

话说定州那个地方有个叫冯友的人私自学习天文，学得贼6，非常妙绝，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样引起别人嫉妒，被人告发了，好在他哥哥聪明，知道国家有政策，凡是有天文才能的，经过特殊考试，可以赦免，于是跟州司苦苦哀求：大人啊，你就看在我弟弟认真学习的份上放他一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弟弟虽然没到状元级别，但是他是真的有料的，请大人考试考试。这个州司也是个好官，听了请求之后一试，结果甚为精妙，实测是一名“学擅专精，志希供奉”的专业特殊人才，于是这个冯文被推荐给皇帝，让皇帝裁定。类似现代的特殊人才选拔或者是考试特长生特招。

所以说，一技傍身，学艺精湛，任何时候都可以混得开。

宋代为了广泛吸收民间这些“学擅专精，志希供奉”能人异士，专门设立了面向全国招聘的方式，类似现在国家面向全国招聘某些高端专业技术的人才，虽然求才若渴，但政策实在不太人性化还有些残忍：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罪论死。

实在是恐怖政策，是为了巩固政权，消除妖言惑众，私议祥灾，可以理解，但不报名就论死，未免实在太残忍了。

结果这招聘的结果怎么样你知道吗？招聘的天文相术的人才共351人，当中录取68人隶司天文，一比三的通过率。录取比例跟现代公务员招聘差不多，但是，录取不到的后果极其严重，其他全部流放到海岛。意思很明确：懂天文相术的，无非两条路，第一条：技术知识过硬最好，直接隶司天台，到国家天文机构上班。第二条，技术不过硬的，直接被流放。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我总结一下，其实这古代皇朝的统治者们对于“天文”，也是够费心担心用心苦心闹心的，说白了其实都有共同的小九九：

上半句：最怕没有人说；下半句：又怕有人乱说。

没人搞天文的话皇帝会心里慌啊，天象的告示得有人告诉朕啊！

有人说，但别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啊，朕要稳定人心，江山必须千秋万代！

这就是天文在古代的把控。实际上，上半句话是积极的，推动了天文由官方主导，促进了天文发展，下半句话是消极的，又抑制了天文更好地发展。

古希腊的天文发展和我们古代不一样，古希腊纯粹是想知道，主打一个热爱，统治者把控不严，所以经常出现一些打着天文学理论的歪门学派，甚至屡屡出现邪教。我们古代不一样，纯粹为统治服务为重。

后来，政策越来越宽松，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的范围只在：以天象言吉凶，或以历法言妖祥的。这种情况依然严禁。但历法推算方法的研究不在禁止之列。

你看，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开明，这就是赏罚分明，倡禁有度，盛世皇朝的特点之一。

南宋时期涌现很多有才华的历家，这些所谓布衣、士人、草泽者（粤语叫茄叻啡，二打六、乌鼠、蛋散），因为他们虽然是“茄叻啡，二打六、乌鼠、蛋散”，但他们不是咸鱼，他们有梦想，有天文的梦想，并且有才华，在开明政策之下，这些有天文梦想才华的人，都能在“请召四方通历者至都，使历官学焉”，你看，努力学习就是那么好，肯定会有用，搞得好，官都得向你学习。

闻道先后，术业专攻，加油吧，少年们，努力会有机会的，考试不行，偏才也可以。

（本人是教育界的边角余料，我还深刻的记得曾经有个老师对我循循教导：加油吧，是金子都会发亮的，铁子。从此我整个人生就跪了，因为人跪有自知之明。）

这些盛世皇朝，布施的开明政策，激发了天文学在民间极大的活力，那些开明鼓励的用人政策，又让“民间天文之学盖有精于太史者”得以不断吸收进入官办天文学得机构中来，纳入官办文学得轨道。反过来又推动了天文学的极大发展。

聊个题外话，话说这些年来，体育界某几个大项目不太景气，选人用人的方式不妨借鉴一下，请召吸收更多“民间有技术盖有精于太史者”，激发那几个大项目的活力。

伟大领袖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限的。

天文政策宽松，用人不拘一格，天文人才，民间私习天文活跃，没官府抓人了，没人告密告状了，也不用动不动行刑杀头流放了。街头拿着竹棍的盲公算命占卜随处可见了，甚至涌现许多“学擅专精”的奇才。

到了明朝就不是那样讲了。天文政策突然来了个紧急刹车，开国皇帝重八兄的性格比较极端。

1368年，洪武元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帝登基一肚火。

“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我去，这猛一下子刹车，把天文学的魂都被惯性甩出去。学习一下历法都要发配守边关，造历的人命都咔擦掉。

这一下子，安静了，整个世界，全都安静了。天文学，快要安息了。

五年后，重八兄又诏曰：

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学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

这一下子，天文学家也安静了，整个天文学家的家族，也安静了。南海，旅游业有政策保障了。

对于天文，重八兄到底是重视呢？还是不重视呢？重视的话，搞那么严厉，搞死人哦。不重视的话，又专门强迫天文学一家子和后人专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