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其实很清楚，私铸铜钱在哪朝哪代都是不可避免，虽然在大明，对于私铸制钱，大明律有明文规定：“凡私铸铜钱者，绞。匠人同罪。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里长知而不首者，杖一百，不知者不坐。若将时用铜钱剪错薄小，取铜以求利者，杖一百。

大明对于私铸铜钱处以重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国家对私铸的法律条文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且不禁私钱流通。尽管不少官吏多次上疏，要求禁止私钱，但是皇帝对此都置之不理。

朝廷屡申禁令，要求严禁私钱，京师和四方私铸盛行私铸利润丰厚，达到一二倍。盗铸原因也在于此。故此朝臣奏请朝廷张榜颁布敕令禁约盗铸行为，主犯应予以发配充军，以警盗铸者。情节轻者，则酌情论罚，许以赎罪惩处。

实际上朝廷对于私铸的行为比之大明律已经减轻了处罚，这种处罚根本不足以震慑这帮私铸制钱的人。这些私钱的泛滥，严重影响了官钱的流通。

对私铸问题始终未能拿出有效的处置措施，甚至某些时候 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弘治初年以恐惧私铸而一再推迟至弘治十六年才铸造弘治通宝。同时颁布严禁铸诏令，但是不二三日即滥使如故。至弘治十八年民间私铸盛行直接导致本朝通宝乃不得行。谢迁等大臣尖锐指出：“私钱不禁则 官钱决不能行”。

随着私铸的盛行，大明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原礼部侍郎陆深说其少时所见民间皆用宋钱，杂以金元钱，谓之好钱。偶用唐代开元钱。反谓明代国家新铸制钱为低钱，二文折合好钱一文行用。至弘治末年，各类古旧好钱也不用了，市面上流通的尽是低钱，谓之倒好。

杨廷和也说：“正德七年，京师市易用夹铜锡钱，极薄小，以二折一，谓之倒好。”太监张永奏请禁止之，只许用好钱，规定每银一两市钱七百文。结果出现射利之民，竞收旧钱藏之，专用新钱。

朝廷规定的银钱比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的问题是朝廷铸再多的钱，都无法用于流通，获取钱息，嘉靖以来新铸的百十万贯制钱，都躺在内库里吃灰呢。所以这次朱载坖索要宗禄，嘉靖干脆就把这些制钱按照官价折银给了朱载坖，不得不说，嘉靖对朱载坖真是父爱如山体滑坡，有种你拿去给在京的官吏发工资嘛。

李春芳就在东南，对于南方私铸制钱的事情是十分了解的，私铸的原因很多，它的出现与货币本身属性、货币供给以及官铸铜钱的优劣有关。私铸出现的首要原因是铜钱作为辅币，它的币面价值高于它作为金属本身的实际价值，是不足值的货币，其价值由钱币的个数决定。一般来说，铜钱铸造本身会带来丰厚的铸息，即单位重量的铜钱的面值与其金属价值、铸造费用的差额。民多好利，遂铤而走险盗铸取利。

有明一代，总体来说铜钱的铸造数量不多，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贮存在国库中，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只靠官铸钱， 是不足以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的。国家虽有法令禁止铜钱的私铸， 但却对私钱的流通采取默许的态度，只要铸造的铜钱不影响流通都是允许的。市场上流通的本朝制钱很少，相反社会上大量周流的是民间的私铸钱以及前代的古钱。

对此，李春芳无奈的说道：“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