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年少时养成的好学和博学习惯，成年后更是如此。三十岁的柳宗元，已经是在朝廷做了好几年官的人，还与他的朋友刘禹锡、韩泰一起，兴致勃勃去听那时着名的诗经专家讲学。

三十三岁那年，柳宗元正从事政治革新活动，官至礼部员外郎，政务非常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还拜陆贽为老师。年迈的陆贽，为他抱病讲解《春秋》，表扬柳宗元学习进步很快。

这时的柳宗元，在长安文坛上已经享有声誉，青年文人对他趋之若骛，可是遇到了比自己高明的人，仍是不忘虚心学习。柳宗元的许多青年朋友，如刘禹锡、吕温、韩愈、崔群等，这时候也都先后通过科举步入政界。刘禹锡、吕温、崔群三人都比他长一岁，韩愈比他长五岁。这些人后来都是历史上的名人，当年作为时代青年的俊杰，相会在长安。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第，因而他们有同年之谊。

接着，刘禹锡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的考试，在长安东宫做了两年太子校书。后因遇上父亲病故，不得不南奔扬州。

在柳宗元调蓝田尉那一年，刘禹锡从扬州回到长安，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这时他与柳宗元又经常见面。他们两人同一年从县职调任朝廷监察御史台；当柳宗元从监察御史台升任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也升任屯田员外郎，分管朝廷财政工作。这两个胸怀大志的年轻才子，在政治生涯中同步升迁，结下了莫逆之交。

吕温，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唐政治家，文章和诗都写得不错。他与柳宗元本有点亲戚关系，所以两人认识得早。

吕温考进士不算顺利，登第比柳宗元晚五年，可是接着在第二年就通过吏部的考试，这样就与柳宗元同在集贤殿书院工作两年。

吕温思想活跃，见解独到，二十七岁那年写一篇《诸葛武侯庙记》，借评诸葛亮来论当代政治，提出执政者要顺乎民心，很有见地。

吕温信仰仁政爱民的政治学说。他后来做道州（今湖南道县）剌史，颇有政绩，可遇到道州江华县有位姓毛的县令，偏偏好打人。

他调离道州前，写了一首诗送给这个毛县令，最后两句是：“今朝别后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看来，他对毛县令很不放心，嘱他连蒲草做的鞭子也不能用。

吕温这些观点，与柳宗元、刘禹锡十分契合。年轻的吕温，在仕途上也很顺利。他在柳宗元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那年，由唐德宗亲自提名做左拾遗。第二年，又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使吐蕃，说明了朝廷对他的器重。

从当时情况来看，柳宗元与刘禹锡、吕温三人是晋升最快的青年朝官，在同辈人中很少有可与之相比的，因此在朝廷内外十分引人注目。这三个青年彼此十分相好，有志同道合和难解难分的友情。

才华横溢，加上年少得志，致使他们身上逐渐形成一种锐气和傲气。一方面不畏艰险，敢于进取，有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另一方面锋芒毕露，天真乐观，看待世事往往流于简单化。这种情况表现出这些年轻人政治热情高昂，可又显得比较单纯。思想单纯，就个人而言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在官场政治中，却未必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