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在李润石连任发言的第二天，各国外国分析家们将打印出来的李润石连任发言中的重要内容标出来。

“……在社会管理上，应用全新的技术手段，提升管理系统能力……”

“……全力发展移动通讯产业……”

“……全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必须将环境保护放到优先位置上……”

“……加大新能源产业投入，通过内部竞争与产业扶持政策，加速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与世界各国进行产业合作，通过产业规划的方式，让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动力，与全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建立世界宇航合作中心，稳步发展，争取完成1970年载人登月计划……”

……

从1945年成为世界霸主开始，中国国家主席的发言就成为了决定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有能力析透分析彻发言内容，辅以对中国国家运营模式的深刻理解，就有很大机会找从中国发展中找到商业机会。

20年过去了，那些有实力的工业国针对中国政策的分析团队大多经历了至少三次迭代。第一次是1948年到1950年。随着中国完成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全球安全体系的构建，各国最初针对中国的分析团队就被专门划分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分析部门。

第二次迭代发生在1958年到1960年。1958年，中国的个人电脑问世。搞情报工作的人员再也不用待在机房旁边进行数据分析，个人电脑让办公从集中化开始转向分散化。

此时的世界上，中国虽然是世界霸主，但是美国，苏联两国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两国同样拥有自己的计算机产业，以及远超其他国家的网络体系。

1960年，中国的民用网络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美国凭借着其技术实力快速跟进。不用出门就可以与各个机构和学者们交流，引发了分析团队的全面改变。

1962年，中国主导的世界通讯委员会完成了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通讯体系建设。自此，分析团队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再次大大提升，导致了分析团队的运营模式第三次迭代。

对于1965年李润石发言的分析很快就有了第一阶段分析结果。整体上看，李润石的发言依旧立足中国国内发展。与世界合作的主要方向依旧在产业布局上。

此时的欧美各国中，吃到中国全球产业布局最大红利的莫过于西德。西德与日本一样，都全力将本国产业与中国产业规划合作，从而争取到了一部分产业划分。

在1945年，到过西德的欧洲人感叹，西德的废墟也许要20年才能拆干净。事实上，西德利用中国的空心水泥砖技术，将废墟变成了全新建筑材料的来源。并且利用中国的欧洲复兴计划（欧洲称其为程若凡计划）提供的资金与技术，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全新的西德。

由于中国主导着全球市场，获得了中国的产业规划中的一部分产业，就意味着获得了世界产业中的那一块。这使得西德与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不过20年时间，西德不仅完全从被战争摧毁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更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了西欧欧洲经济第一，欧洲经济发动机。

所以西德的人口虽然远不如美国与苏联，但是其国内分析部门的人数并不比美国与苏联逊色。

西德第一阶段分析报告中认为，李润石政府经过了20年的平等政策后，其根本政策上出现了转向效率优先的迹象。这种转变让西德分析部门感觉到一些忧虑。

报告递交上去后，西德政府离开召开了会议。1950年，德国共产党在竞选中大胜，取得了过半国会议员席位，直接独立组阁。之后的15年中，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曾经数次让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人数不过半，但是西德共产党始终稳居德国第一大政党。直接导致了德国泛社会民主党左翼“投共”。

投共的不仅是左翼。一般来说，主张“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理性”的家伙们普遍都右倾。比较了传统社会民主党与基于工人参与生产和管理的德国之后，这票右倾的家伙也投共了，给德共增加了冷酷唯物主义的底色，使得德共主导的德国政府内部会议相当理性。

这种理性给下头部门的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德国针对中国的分析部门根据经验，知道德国政府的内阁会议大概得开三天。这三天里，分析部门需要的不是继续加班加点，而是赶紧放松。以迎接后续的紧张工作。

结婚的或者与家人住在一起的都赶紧去和家人相聚放松，单身狗们则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放松。

留守的人员比较悲催一些，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消遣。有人上网冲浪，看成人网站。有人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看书。

此时中国产的彩色喷墨打印机边，两个兄弟将下载下来的成人图片打印出来。倒不是说两位单身狗已经好色到这个程度，彩色打印机本身就挺有趣，以德国的绘画氛围，美女图片反倒是更优选。

两位的图片还没打印完，一个兄弟走到两人身边说道：“快点，我要打印本书。”

“什么书？”两位兄弟有些疑惑。分析部门里面的打印设备就是个耗材，每天打印出来的东西都够装订十几本书。他们不解的不是这哥们为什么要打印书，而是不理解这哥们为什么要在大家合法摸鱼的时候还要打印书。

等这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的书打印出了头几页，两位兄弟已经把成人图片抛到一边，开始认真的看起了一位英国记者写的长篇报道《西德经济奇迹》。

现在德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整个欧洲的惊叹，而这篇报道中，记者的视角很有趣。他认为西德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国在西德驻军，西德成功引进了中国的道教。

中国驻军确保了西德的国防安全，让西德全力发展经济，而不必担心遭到外国入侵，也不用担心西德国内的右翼军国主义复苏。从普鲁士正式建立后，德意志地区就从未有这种真正的安全环境。

引入道教，却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成功。德国的哲学发展水平很高，这也使得德国国内的思想界早就想让基督教文化赶紧破灭。然而历史上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改革搞了那么多次，始终没办法扳倒基督教。

直到道教在何锐的布局下全面进入德国后，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道教本身的结构同样有至高存在。但道教的至高存在是非人格的“道”，而不是人形的人格神。

与上帝创造世界一样，道教中，这个世界是“道”所产生。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道”的一部分，人类与“道”之间并不存在高下和主从关系。这使得人类不必通过“世界末日”和“最终审判”，立刻就让人类与世界的终极核心之间建立起完整的关系。进而摆脱了基督教中的上帝对人类的桎梏。

基于内在需求，从1945年后，道教在德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很多人的确是被道教的理念所吸引，成为了道教的“居士”。更多人之所以改信道教，只是他们不愿意因为宣称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而被德国传统所排斥。

信教人口数量的巨大改变，也导致了德国传统基督教力量的变化。保守派们更加保守，开始搞起了原教旨主义。而德国思想界本就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够够的，这直接导致了原教旨的基督教势力快速式微，沦为了翼基督教长枪党之流的极右货色。

与时俱进的基督教势力则趁机引进道教的思路，开始宗教改革。他们尝试把上帝解释为类似于“大道”的无意识体，基督耶稣则被描述为一个“激进的类共产主义改革者”。

道教不向教众收税。德国改良版的基督教既然尝试将基督耶稣定性为“激进的类共产主义改革者”。社会主义者怎么可能收什一税呢？

那是邪恶的教廷才会搞的事情！

变格派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就不该收税。凡是收钱的，就该定性为“商业团体”。

不管过去20年德国宗教怎么折腾，宗教在德国的影响力以惊人的速度在消散。德国基督教徒比例从1945年的90%以上，变成了1965年的31%。

德国道教教徒在二战前最兴盛的1937年，拥有不到100人的有中国道统的正牌。到了1965年，德国在宗教信仰中的填写自己的宗教信仰为道教的人口达到了57%。至于这些人信的到底是全真还是正一，又或者是其他流派，德国国内也没人在意。

剩下大约12%的人口，表示自己信佛教或者别的教派。有7%的德国人口公开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

英国记者在文章中认为，“……德国已经在过去20年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宗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让德国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结构上越来越像中国的国家。

的确，德国变得更安全了，也变得更富裕了。然而德国却貌似失去了自己的传统。

用传统换取现在的一切……这值得么？”

在看到读后这段之前，德国青年们看的津津有味。看完最后一段，德国青年们的脸色垮了下来。但三人一时都没找出反驳的话，心中有气却说不出，三人更加不开心。

直到一位青年冷笑道：“英国现在穷成这样，还是好好关心自己今天吃什么吧。”

其他两位青年听到如此中肯的嘲讽，想到英国一直没有起色的经济，忍不住笑出声来。

放松的三天一过，前去参加内阁会议的部门负责人带回来了大量任务。德国内阁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有可能要调整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倾斜度，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可以在保持公平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拥有极高的发展效率。

过去二十年中，西德与日本的发展虽然令人惊叹，但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没能超过中国。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国的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很大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日本现在的人口刚超过8干万，西德超过了6干万。与中国并非同一个数量级。

任何财富分配给10亿人，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就如中国1964年钢铁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0亿吨，但是从钢铁蓄积量计算，中国也只是刚达到了美国北方合众国各州的人均钢铁蓄积量。然而从1924年到1964年的40年中，中国生产的钢铁总量已经是过去500年中其他国家钢铁产量的总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倾向于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固定资产建设。中国走的发展道路在欧美传统经济理论中，属于降低财富流动性的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却蒸蒸日上，中国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

所以德国内阁要求分析部门进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然而事情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德国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排出代表团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协商，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量劳动性密集的低端产业开始加速流出中国。

根据欧美的经验，这种产业流动本身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中国将采用中国元升值，从全球购买廉价工业品的模式。让中国从一个工业生产国变成一个金融国家。

然而到了1966年，欧美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在过去40年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当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消失，而是直接转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更直白的说，原本大规模生产纽扣的企业转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纽扣的企业。原本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要么年龄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职业培训，进入大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或者电子组装线，变成了另外的产业工人。

从正常角度来看，纽扣生产者去组装手机，需要相当规模的培训。这种培训投资巨大，从单纯的资本角度看，得不偿失。

但中国采用倾向于公平的政策，看中的是个人发展。每一个成年人每年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期间，能拿到基本工资。

德国搞的也是这样的制度，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非常清楚。德国引以为傲的高素质劳动力就是靠这么投入成本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