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看着梁安的嘴脸，时常会想起“子债父还”这个词，不免觉得有那么几分好笑，

元旦过后是各大公司的年会party，年会本来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大家不过也都是在年会中扮演各种角色。

员工拼命告诉老板自己为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但实际上不过是想让老板能够在年底多发一点奖金，老板看起来大方的奖励员工激励他们明年为公司创力，但实际上都是剜着心窝子出来掏钱。

我和梁安更是不容易，上面需要汇报，下面需要安抚，还要抽空去处理各种大小会议，顺便还要学习几个才艺好应付年会上的傻逼表演。每天闹钟从我睁眼就开始响彻云霄，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不同的闹钟催促着我做不同的事情，忙到有时候灵魂出窍，都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在凌晨四点钟定一个电话会议。

一月底的北京迎来了初雪，我刚从公司大厦处理完电话会议，急忙要去参加一个合作应酬，冯甜开车载我到达了目的地，准备下车的时候，她接了一通电话。

冯甜是个冷静的人，就算是遇到再drama的事情，她都雷打不动冰山脸，而此刻她拿电话的手不停抖动，眼眶湿润，很明显是在告诉我，她碰上了一件非常难解决的事情。

挂了电话，冯甜拔下了车钥匙，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陆总。”

她沉默了半秒钟，“我爸去世了。”

黑色的夜幕遮盖着这个城市的丑陋，但同时也掩盖这个城市里人们的苦痛，白色的雪自带慢动作缓缓落下。

我愣了整整一分钟没说话，随后打开了车门，风钻进我的大衣里袭击我的骨缝，咬牙打了寒颤，“你现在开车回家吧，我给你放半个月的假。”

“可....”

“有事给我打电话，别一个人抗。”我将脖子锁紧衣领里，转身朝着车里的冯甜点点头示意她不用担心，然后便关上了车门。

将她的不安的表情，隔绝在了车里。

我不是一个会安慰的人，更不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不能做到感同身受，所以无法通过动作或者语言给与他人一点安抚作用。

我觉得此刻我能做的，就是给她带薪放假。

目送着冯甜将车开走，我站在原地好几十分钟，感叹了一下生命无常，然后转身走进酒店开始自己的人生无常。

没有冯甜帮衬，当晚的酒局我被灌了很多酒。

事业群不断壮大，收购合并每天都在发生，资本变相成了我们握在手中的权利，时间在这些资本家眼里既金贵又便宜，为了迎合权利我只能在饭桌中保持优雅，在举止之间佯装自己非常从容。

觥筹交错中我脸开始飘起了红润，交谈之中几个成功男士意图向我靠近，他们向我抛出话题，都是关乎结婚和恋爱，他们调侃我不婚主义是违背自然界，他们谴责我不找对象分明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我看着那些男人的嘴脸，内心忽然就荒凉了起来。

他们并不是大腹便便的油腻中年暴发户，他们看起来彬彬有礼，穿的都是几万一件的西装，戴的是十几万的名表，可他们依然能把玩笑说的那么不堪入耳，依然能让我瞬间失去胃口。

我知道在他们心目中，坐到我这个位置上的女人没有几个是干净的，所以我不会把话说绝的人，因为越抗拒越无趣，越证明越毫无意义。

因此我只能扬起酒杯，一次次把酒灌进胃里，我劝我自己失去意识，至少可以快一点逃离。

但我错了。

喝多了不会失去意识，喝多了只会胃痛。

我自以为自己是喝酒很有数的那种人，至少来北京这几年我很少喝醉。

这一次是个例外。

结束酒局的我，站在餐厅门口双脚发软，我用一只手尽力撑在墙上，努力创造出一副im fine 的表情，目送着一群人散开。直到寒风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这才蹲到地上，用自己仅存的力量去包包里翻找手机。

很痛，很冷。

我很后悔。

风掺杂着雪花攻击着我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那股寒气顺着血管涌进了我的胃里，剧烈的疼痛感开始麻痹我的意识，我只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被侵蚀着。

打给冯甜，她接了电话我才意识到，她已经回家了。

我装出没事的语气挂了电话，蹲在寒风中打了一个120。

我不知道120是怎么来的，我更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坐上120的，我甚至都不敢回忆那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只依稀记得那个疼痛快要把我活下去的勇气吞噬干净，我只记得自己疼到流眼泪了。

等到我在浓烈消毒水的病房中醒来时。

我迎上了梁栩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