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三百多口人，约有六十个家庭，但却有十多个家庭从事剃头这一行业，刘桂芝不是剃头行业唯一的女人，按照时间来说，她学得最晚，但是很遗憾，她们这一代剃头匠也是最后一代。樊爱民经常说的话就是：这个行业不光彩，社会地位太低，别说跟“商品粮”差得远，就是跟普通农民比着也差得远。确实是这样的，想当年，就是因为樊老爷子是个剃头匠才造成了樊爱民快三十岁才结婚，其他剃头匠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跟同行连理，这就是门当户对，我认识的剃头匠就有三个打了光棍。樊爱民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干净，即使穿着布鞋，鞋上也不会让人看出有任何灰尘；夏天也不会像其他村民那样穿着大裤衩和背心，而是规规矩矩地穿着裤子，上衣穿着衬衫；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梳着大背头。如果走在大街上，只看这身派头和行头，就不像个剃头匠，绝对被人误以为是位干部！很显然，现实总归是现实，他只是个剃头匠，不是位干部。樊爱民不喜欢剃头、讨厌剃头，只是为了生计学会了剃头，然后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条路到一九九五年已经走了二十六年。樊爱民经常抱怨：

“小孩哭哭闹闹剪个头发实在费劲；年轻人都去理发店了，根本不往这来；女人们不剪头发，头发长长了等着卖钱呢；中年人连个内裤都不洗，味道实在太大了；我的主顾就数老头最多，但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那些糟老头，平时也不洗头，脑油味能把人熏晕，也不刷牙，一张口，哎呀，臭啊，还有嘴里的痰随口就是一吐，恶心不恶心哪！还有一个老头头上都生疮了还来剃头，你说我这咋给他洗头？洗完头之后，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剪刀？”

但这些人毕竟是他的顾客，樊爱民无论多么讨厌他们，也得忍受。还有一些人也很讨厌樊爱民这些剃头匠，比如他们去赶会就要架锅烧水，锅子可以带着，但是水还得找人借，集上的人一看是这些剃头匠来借水大老远就摆手，意思是说家里水井坏了，没水！如果是店铺，自然是不会让他们摆剃头摊的，烧起水来烟雾缭绕，还一股呛人的脑油味，收摊之后还会留下一滩头发渣！当然剃头匠们也有自知之明，绝对不会在集市中间摆摊，自觉地离那些门店远一些，就连熟食摊、食品摊也避而远之。有时候，集市上的地头蛇或者工商部门来收管理费，其他摊位收一块钱，但剃头摊就要收两块钱，理由是“影响市容，制造垃圾”。樊爱民也很憋屈，要是理论吧，就赶人，最后还是选择乖乖交钱。生存，必须要学会忍耐；生活，必须要学会忍受；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时间长了，已经无所谓什么叫“忍”了。除了时间，樊爱民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而时间对他来说恰恰不值钱，剃头的价格实在太低了，一九九五年，小孩剃头三毛，大人五毛，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二十多块钱，生意不好的时候恐怕连管理费都要赔进去。按照常理讲，樊爱民两口子应该可以挣更多的钱，但实际上，集市上除了那些“散活”还有“庄活”，散活就是收钱的，而庄活就是樊爱民承揽的一些村庄的剃头活，这些村民通常不交钱，只交粮食。樊爱民每月都会到村里去一次，把老少爷们召集过来，一个一个挨着剃，但有时候，有些村民不在家，就到集市上去找樊爱民，樊爱民当然也不能收钱。庄活是剃头匠最早的营生形式，这些庄活都是樊老爷子承揽的，樊老爷子与那些村民关系都不错，后来传到了樊爱民手里，小的村收几十斤粮食，多的收一百多斤，养家糊口还是不错的，到这一年，樊爱民就发现在集上干散活比庄活更挣钱。不仅如此，干庄活的时候，每到收粮食的时候总是会出现扯皮现象，有的说那一次你没有按时来村，头发都盖着眼睛了，也有的说他有一次没有剃，得把粮食扣掉一部分。即使如此，樊爱民也没有舍得把庄活停掉，毕竟还要养家糊口，哪怕挣得少一点，庄活却相对保险一些。

剃头并不是一件容易上手的手艺，这一年刘桂芝一直都是充当洗头工的角色，观察樊爱民如何剃头，但有些活确实不好学，比如刮光头，多年之后她也没有学精，所以只能给小孩和相对年轻一些的人剪头，后来他们夫妻俩干脆就这样分工了，樊爱民专刮光头，刘桂芝专剪头。

生意不好，收入自然会低，但生意好了，着实让人受不了，这就是职业病。一站就是一天，村里的剃头匠的腿都是裸露青筋，一摁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恢复弹性。那个时候，樊爱民和刘桂芝尚值青年，只是偶尔感觉腿疼，但樊老爷子，这个干了一辈子的老剃头匠就是另一番情景了，腿疼起来，呻吟声十分渗人，就像待杀的猪一样惨叫着，有时候服止疼片也没有作用，一连好几天都下不了床，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加上疝气病，两腿岔开走路，一瘸一瘸地。

樊爱民偶尔也会腿疼，忙了一天腿都发抖，他不只一次地说：

“我是最后一辈剃头匠，下一代人如论如何也不能再干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