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闻号角声响，山呼海啸，撼地震天，在场众人除朱荣一派之外，心神皆为之所摄。惶恐不安之时，抬眼所及，南岸金戈，北岸铁马，分别形成两个千人方阵，对峙之势，正如魏国与梁国一般，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元祐稳步走到高台前方，其余人亦紧跟其后，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视觉飨宴。眼前震撼的场景，正是自文帝薨逝以来，再也不曾启用过的魏国大傩之礼——南风不竞！

三国魏晋时期，大规模的祭天活动基本安排在腊日，即每年的十二月初八，主题就是祭祀与团圆。在祭祀之前，依惯例无论皇室还是民间，皆须进行逐除。而所谓逐除，乃驱除疫病也。历朝历代，尤其在遭逢帝权更迭与乱世之时，多半会碰上天灾人祸，疫病就是最典型的祸源之一。

昔年，曹公统御数十万大军兵临江东，剑指沧溟，声威浩荡，意气风发。然当世另两位枭雄孙刘结盟以抗，最终曹公不敌，退回北方，一统九州的宏愿就此搁浅，留下终生遗憾。后来汉中之争，皇叔固然打得漂亮，但曹公早已意兴阑珊。赤壁之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对曹公尤为不利的，就是北兵水土不服，军中爆发猛烈疫病，导致战斗力骤减。实际上，从那时起，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向着孙刘倾斜。

司马氏的晋朝短暂一统后，天下又恢复四分五裂的时局，且绵延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年之久，远胜三国。总体而言，南北交兵互有胜败，但南方取胜多在早期，自宋文帝以降，北马开始压倒南风，宋、齐、梁三个相继的南方政权，基本上都有着惨败给魏国的经历。但曹公与伏坚的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魏国并无统一天下的把握，只能牢牢把控战略主动，静待最合适的时机。

百多年来，魏国凡是用兵江淮，皆会将防止疫病列入头等大事，避免重蹈曹公覆辙。而在腊日举行逐除之礼，正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一般而言，民间自发的逐除，主要是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而到了朝廷，则谓之“大傩之礼”也。

《吕氏春秋》曰“命有司大傩”，具体来说，即“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逐除是也”。这种风俗并非魏国或者梁国独创，而是从上古时期沿袭至今，但到了魏国，真正的“大傩之礼”，并不是敲击细腰鼓就能完事，而是模拟南北战争，来一场不流血的沙场较量。

当初魏国统一北方，铁蹄之下，所向披靡。而后经略江淮，与南方的宋、齐、梁连年交战，基本上胜多负少。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魏国统治阶层，马背上得天下是他们一贯宗旨，故而在内心深处，他们更信赖自己的精锐骑兵，而对南方步卒抱着不屑的态度。以这样的态度催生出的“大傩之礼”，就被称为“南风不竞”。

魏文帝在位时，经过迁都、通婚等重大举措，汉化速度大大提高，魏国开始以华夏正朔自居，并加强了对南朝的攻略。几场战事打下来，南朝齐国连吞败仗，日后建立梁国的萧寅，彼时还是齐国大将，亲身体会了大魏铁骑的威猛，感慨南兵难与之争锋，这也造成了他虽是一代雄主，却始终不敢效仿寄奴平定北方的心态。

文帝英年早逝，继任者调整对外方针，停下了征战的步伐。实际上，文帝本人对于天下大势看得很清楚，打几场胜仗不难，也可以达到扬威的目的，但想要攻灭南朝，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假使上天再给他三十年时间，他有信心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沿袭昔年晋朝统一的路子，蚕食巴蜀、吞并荆襄，再沿云梦江顺流而下，彻底荡平南朝。然而，文帝绝没想到，自己先等来的，却是后宫丑闻，令其惊怒交加之下，竟至一病不起，撒手人寰。萧寅趁机反攻，夺回了一定的主动权，但几次成规模的北伐皆因各种原因失利，至此魏梁双方极有默契地偃旗息鼓，恢复到常年对峙的状态。而魏国更是停止了文帝时期每年一度、逢战必有的“大傩之礼”。

此刻，炎龙河畔，大傩之礼蓄势待发。南边步兵，以五十人为一队，每队占据十步见方的空间，队与队左右间距也是十步，望之约莫三千人规模，皆重衣两铠，一手持刀，一手持盾，铠甲斗具精练齐整，若使之沙场陷阵，必定势如破竹。

反观北边，五百匹骏马，五百名武士，无论人马，皆身披黑色重甲，远望如一团浓密的乌云，随着狂风而动，即将席卷方圆。黑甲武士手中长矛，矛尖锋锐，闪烁着清冷寒光，正如他们此刻，皆冷冷地盯着对面那三千步卒，目光之狠厉，好似立即要择人而噬一般。

朱荣嘴角溢出了一丝志得意满的笑容，悠然念道：“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随着他话音一落，号角声骤然由高亢转为低沉，但敲鼓的节奏却更加急促，一声声，仿佛敲击在众人心头，一种憋闷又压抑的情绪郁积在胸口，浑身却是热血沸腾，到最后，几乎同时化作一声宣泄的吼叫声，汇集在一起，足以惊天地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