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苍把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刘彻面前。

这几年来，各个诸侯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元光六年，长沙王刘发薨。

元朔元年，鲁王刘余薨。

元朔二年，江都王刘非薨。

加上元光五年薨殒的河间王刘德，短短的几年间，先后有四位诸侯王逝去。

依照祖制，他们的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这于礼本是再正常不过。

可在刘彻看来，无能之人是怎么也治理不好一个封国的，把天下百姓交由众诸侯盘剥，更是极其昏头的做法。

从宗正寺递上来的呈报得知，这些王侯子弟大都为纨绔之徒，这些人怎么有资格袭封王位呢？

刘彻一想到他们平日里扰民乱民，奸邪作恶的嘴脸，就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捉到京城，千刀万剐。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的父辈在封国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一旦动起兵戈，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危及朝廷稳定。

因此这件事情如鲠在喉，让刘彻非常不舒服，自削减窦王两家势力，再给窦婴和田蚡两人不咸不淡的九卿闲职以来，他度过了一段政事不纷的日子，但看来现在又要开刀了。

一连数日早朝之后，刘彻都在宣室殿查阅典籍，翻阅卷宗。

他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手段对诸侯动手，以期完成先帝没有办到的事。

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削藩策，他读了许多遍。

在他们的书中，显眼的是他们对诸侯国的警惕，不可谓不睿智；他们对削藩的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他们对大一统的向往，不可谓不强烈。

但问题却是，他们的这些对策不但没有真正奏效，反而使各人因此遭遇厄运。

贾谊被流放到长沙，死在异乡，而晁错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先帝？

自己又会不会重蹈覆辙？

哎！提出变革的人太多不会善终，他们不会死在秋后算帐，反而早早倒在变革之中。

这是一个怪异的宿命。

怎么办？削亦难，不削亦难，刘彻将手中的笔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再放下，最后干脆停留在空中。

他手握的仿佛不是一支朱笔，而是染了鲜血的青锋宝剑，寒光闪闪，却不知该劈向何处。

自从建元元年登基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犹豫过。

毕竟先帝因此而遭受过七国之乱，不排除棋杀吴太子的诱因，削藩不当终归会有反弹，这不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小心，不可以留下诟病，同时也不能太过仁慈。

这时候，包桑近前禀奏：“陛下，中大夫主父偃求见！”

“快宣！他来得正是时候！朕还想听听他什么建议。”

主父偃进殿来了，这位来自临淄的士子，身材高大，浑身带着齐地的豪爽和强悍。

他早年想要做一个游学之士，一直以苏秦和张仪为楷模，因此常常恨自己生不逢时。

在举国独尊儒术的日子里，他的足迹虽然遍及齐地山水，却处处受到冷落和排斥。

他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以致朋友都不愿意见他，视之如苍蝇，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