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夏天，我从学校搬出来，住进了钱塘江边不足四十平米的公寓。

公寓虽小倒新，上一任房客刚搬走，带走了这里几乎所有能用的东西。

除了洗手间的一台小型洗衣机，就只剩下一张摇摇欲坠的床，几幅旧碗筷，和沾着无数毛发粉尘的一把塑料扫把。

还真是没有任何可以重新利用的物件啊，我想。

那些碗筷看着是必须要扔掉的，塑料拖把也太旧，那张床或许还能凑合几晚，但也已经塌陷摇坠。

父亲这时打电话来，说梦里如何对我上心——

为了我搬家特地给我买了新床，已在运来的路上；还从娘家运来电视机，虽是二手的，但也几乎没使用过；为了让我提早入住，特意提早结束住房合约，赔了租客一大笔钱，一切都是为了我……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声有色，我记忆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声色，比起温柔，那更多的像是一种讨好，可他何必讨好自己？哦，他是在为了她讨好自己。

于是就有一丝丝的不舒服从心头像芽冒尖一样钻出来，嘶嘶嘶地，蛇爬过草丛一样。

那个女人竟将我伟大不折的父亲，人人面前都严肃高傲的父亲，使他也生出了市井里的嘴脸，为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嘴脸。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是一具坚如磐石的雕像，象征着力量和依靠。

因为事业的成功，这具雕像还被加筑铜身，所有人都该对它尊敬仰望，不是吗？

可因为，就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铜身也剧烈摇晃起来。

我想到那个晚上的黑色鱼嘴鞋，梦里抹在嘴边血一样浪荡的红色。一阵恨意上来，我抓起那堆碗筷就朝墙上摔去……

那天芭蕉来吹耳旁风，说父亲已和梦里领证了。我坚决不信，领证了我会不知道？

“哈哈哈，也许就是故意不让你知道，怕你有想法咯！”芭蕉咯咯咯地笑。

我不作声，脑子里闪过她的黑色鱼嘴鞋，芭蕉又等不及地透露，也许你马上会多个弟弟噢，她的眼神一挤一挤。

我联想到住在乡下的婶婆，芭蕉此时的神色与她如出一辙。

笑里藏着几分打听，话语间也多着几分味道，乡下婶婆没读过几年书，却练得一身好本事，哪家哪户枕头边的私房话，她都一清二楚。我想芭蕉大概也离她不远了。

面上是不能有波动的，且不管心里头有多少浪花，我都只是笑笑。

“哦，这样啊。”语气要尽量云淡风轻。

但芭蕉还是察觉出一丝意味来，或者说，她巴不得营造出一些意味来。

“怎么？有个弟弟不高兴啦？”她嘻嘻嘻地戳戳我的肩膀。

“没有啊，高兴的。”

“哎哟，我面前还藏什么啊，不高兴就说出来，有什么事是不能跟姐姐说的。”

芭蕉时常有这样的时刻，用姐姐的身份来昭示我们之间的关系。

姐妹之间该如何亲密无间，她用这份情谊来绑架我。

我不说话了，用起我惯用的老招儿，不说话，不反应，木头般的屏障上身了。芭蕉戳戳我，意识到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老毛病发作了，自觉无趣，她拍拍手走开了。

芭蕉一向都很懂得看眼色。

若干年前母亲离世她也曾来探听我的反应。

当时全家人都在判断我会如何应对这次危机，苦于少女心事难探听，加上我不说话不反应的对外策略，没人敢来劝慰我。

可她就拍拍胸脯来了。

自然是用了姐姐的身份，然后往事回忆一通长聊，但凡扯到母亲处也是一番泪眼挂肚，表明她与我多么感同身受。

那时我年轻，经不起这样的感情套路，在她面前便洋洋洒洒的哭起来。

少女的心事在同样的少女面前一点也装不住，可她倒好，随后就把我的委屈，不明，伤心都与亲戚们倾囊相告，把我与她诉过的苦她一模一样的说给旁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