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一场政治余波，也因为时任东南转运使包拯的出面，帮他扛过了，使王安石能够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切实地将他在中枢之时所见所学所思，进行实践验证。

范仲淹的门生故吏有许多，其中不乏出类拔萃者，很多人也长期在帝国政坛上活跃着，扮演着官僚阶级中坚力量的角色。

然而，若说对范仲淹为政之道继承最深的，还得是王安石，他毕竟属于“关门弟子”，还是手把手带着实践的那种。

而王安石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继承、研究“范学”的同时，往往注入自己的思考与见解，在许多事物的看法与见解上，多有独到之处，尤其在帝国财政、经济与民生事务上，在为政之道，他更偏重于“术”。

在江海关副使的位置上，是王安石将他为政之术与实践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不管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他政治生涯与仕途升迁，都有十分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十年前，外放之前，范仲淹还曾顾虑，以王安石刚直乃至刚烈的性子，在饕餮与蠹虫扎堆的东南官场，难以长久，怕他刚极易折。

但是，王安石用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顾虑有些多余。或许在许多事务与现状上，王安石都看不顺眼，都亟欲改之的冲动，但他并不是毫不知进退。

他这样一个博学聪明，又久经历练、见识过众多政治阴谋、旋涡的官僚，怎么可能只会蛮干。他懂得屈伸，也懂得抓住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妥协、迂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尤其在自己权力、地位还远远不足的时候。

江海关任上，王安石对海关制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完善，比如引进民间已然相当成熟且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提出“总账法”的概念，改进统计办法，对税收程序进行规范以覆盖税收环节减少税款流失，上表建议对商品海关关税进行重新拟定，引入更多精于算术统计的吏职人员进行管理

总结地来说，王安石做的，是扩大蛋糕的一种行为，在现有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引进、总结、改良办法，释放这套体制本身具备的潜力与能力。

结果，大获成功，在进出口岸商船、贸易规模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江海关的岁入，却有了显著的提升接近一成。

就这一点，甭管让围绕着江海关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有多愤恨，王安石至少让朝廷看到了他的能力与功绩，在江海关内部也建立了巨大的威望。

当然，作为一个副手，能够推进这么多关务改制，也因为当时的江海关总税务使张琦有关。张琦出身于帝国海军另一世家张氏海陵侯张彦卿，他对王安石提出的改进，很是支持，任其施为。

而张琦的投资，显然是成功的，他得以借此，成功上调进京，担任枢密副使。王安石则顺利扶正，正式接掌江海关，有了此前的基础，方才大刀阔斧，对江海关存在的一些乱象与弊病，进行整改。

与张琦的一番合作交往，使王安石与海军派系建立了一道微弱的联系，至少，王安石表现出的鼓励海贸、重视海军发展训练的理念，很受认可。

王安石掌权期间，走私、偷税、逃税、贪腐，等一系列涉及官商勾结、暗中食利的现象，得到了空前力度的扼制，也使“环江海关一线”，哀鸿遍野。

最终，在两年半之后，随着王安石被调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氛围，才有所缓解。当然，王安石离任的时候，比起他下东南时，江海关的岁入足足提高了三成。

凭借着这显著的功绩，王安石得到升迁，调得也不远，江南道首邑，江宁知府，开始他在政务、民生上的实践。但是，王安石善理敛财的名声，也传到了最高层。

在江宁府，王安石只干了三年，但对他综合能力的锻炼提升，是显著的。后以上海市政务紊乱、民怨四起，在时任都察使的包拯举荐下，王安石得以调任上海，管理这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帝国第一港口城市。

而此时进行着的这场珠算大会，恰恰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由上海衙门牵头，总税务司协办。珠算，自从发明出来，就获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官方民间最重要的计算工具，开宝、雍熙年间，朝廷还专门进行了大力推广。

这么多年下来，珠算在帝国全域内，已然彻底铺开，算盘也成为那些账房先生最显著的标志，从官府到民间，也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珠算高手”。

然而，由官府组织，进行这样一场“珠算比赛”，却还是头一次，在上海，乃至江浙民间，都引起了不小轰动。不只是比赛新颖，更因为，上海衙门与江海关总税务司，都发布告文，要从珠算大会的优胜者中，选取一批人才，充入官府为吏。

这吸引力，自然成倍的上涨，江浙由于经济富裕商业繁荣，本就是珠算大行其道的地方，大几十年发展下来，民间可谓卧虎藏龙，因此这场大会，许多珠算界的“龙虎”都冒出来了，竭力地在算题比赛中，表现着自己手脑结合的敏捷算力.

而王安石组织这样一场比赛，除了继续鼓励算术、推广珠算，并从中选拔人才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他治政实践的考虑。

经过这么多年治务经验的累积，他越发倾向于，对帝国官府内部职能进行更清晰、更专业的职权划分，而这，显然需要更多“专业性”人才，这仅靠各吏政学校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那些学校的教学实践内容，王安石也有诸多看法异议。

范仲文、林恢、王安石者，或许出身、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前大汉帝国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同时，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技术官僚”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