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河道。除了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以外，还有供水、排水、灌溉、绿化和消防等作用，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明代苏州古城，城外大运河环抱着长方形的城垣，在城墙内侧挖有一条城壕，又称内城河，以便引水进城，并与城内诸河道息息相通。苏州城内密集的河道，到了明代逐渐形成了三条东西向、四条南北向的骨干河道，即所谓“三横四直”，小浜支渠120条，沿街巷伸展四方，布满全城。

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城内河道经常淤塞和污染，有的甚至断流渐成平陆，被居民侵占，营建房屋。为了确保城内水上交通的畅通，并便于供水和排水，苏州地方官吏曾多次组织人力，大规模地疏浚河道。据吴门表隐卷1载：“郡城内三横四直河道，明弘治六年1493，通判应能所浚。嘉靖元年1522，佥事蔡乾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周孔教、把总王之义万历四十五年1617巡抚王应麟再浚，支河悉疏。”上述4次疏浚，以后两次最为彻底，效果也最为显著。

明代苏州地方官吏还多次疏浚城郊河道和修建堤岸。例如弘治六年1493苏州府水利通判应能，先后疏浚了自枫桥至渡僧桥长达10余里的枫塘，以及自阊门至虎丘山下的7里山塘。又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浒墅关户部主事董汉儒捐钞3000两，修葺大运河堤岸。“自枫桥至关二十里，甃石成堤，既障邱塍水患，兼便舟行陆挽”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于六城门外城河上的吊桥，用条石作桥基、木板作桥面，以便于用吊车吊起，在军事上具有防御作用。上述不同形状和不同质地的桥梁，构成了水乡城市的一大景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联系的加强，明代苏州桥梁在交通上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崇祯间16281644，吴县知县牛若麟在阊门重建虹桥记一文中指出：“吴为苏附郭邑，金阊孔道正其辖境，虹桥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一旦桥梁损坏坍塌，“悉呼艇争渡，负贩窭夫则望洋而叹，何以得食”明崇祯吴县志卷16桥梁，从而阻碍了城乡经济交流，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据方志书记载，入明以来，苏州各级地方官吏，新建、重建和重修的桥梁就有108座之多。其中由官府集资修建的桥梁就有47座，其余的也都是在官府倡导下，由里人捐资修建的。

凡属于交通要道上的桥梁，极易损坏、崩塌，在明代往往一修再修。例如盘门外的如京桥，又称虹桥今称水关桥，跨学士河，与大运河交接，与吴门桥为邻。由于它位于苏州城西南角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明正统间14361449，巡抚侍郎周忱修弘治十一年1498，水利郎中傅潮再修嘉靖间15221566，吴县知县苏佑、宋仪望继修天启六年1626圮，郡人凌汉翀重建崇祯十四年1461又圮，吴县知县牛若麟重修。前后修建过6次。又如阊门外虹桥今称吊桥，横越大运河，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地，由于太湖西来之水和大运河北来之水，至桥下汇合，然后东流入海，因此水流湍急。洪武初，改用条石筑砌桥墩，用坚木架梁，用木板制作成弧形桥面。桥面宽广，“可并举四舆，并乘五马”，并“卫以重阁，可恣凭眺”。清同治苏州府志卷33津梁一但小商小贩都在桥面两旁搭架帐。在苏州境内，还设有传递公文的急递铺。在府治西，设有总铺每隔10里，设一分铺。铺设铺司一名，铺兵若干名。它像蛛网一样伸展到苏州府属各县。据明正德姑苏志载，全境共设有54个急递分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说：“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日知录卷10驿传条一铺又一铺，日行数百里。凡属紧急公文，朝发夕至，速度极快。这些驿站和铺递，组成了古代城市的通讯网络，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发挥城市功能的必要手段。苏州府城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地方长官要行使自己的职能、贯彻中央的政令，需要了解掌握来自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信息，做到上通下达。在交通和通讯工具还不发达的古代，这种驿传制度是地方政府了解上下和左右信息的惟一手段，历来受到地方长官的重视和关注。

宣德五年1430，况钟出任苏州知府后不久，即“以姑苏内外驿岁久颓败，不庇风雨，使客至无所居”，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修，除增添了寝堂两庑卧具和日用品外，还在驿内营建了一座可以登高远眺的楼阁，盘门外大运河的景色一览无遗。并挑选了一批恭谨朴实的居民，轮流充当馆夫服役。况太宁集卷4张太史赠太守况公前传姑苏里驿于正统初1436裁革，仅剩下盘门外的姑苏驿，而南来北往的使客络绎不绝，“授馆致饩者无虚日”，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到了成化九年1473，邱霁出任知府后的第二年，鉴于姑苏驿“去府治远，礼宾往来，上下告劳”。于是，经请求巡抚和巡按御史获准后，便大兴土木，移建姑苏驿于胥门外的大运河畔。这座驿馆的地基“半筑于水，广袤数十丈，背城面河，气势宏敞，北有延宾馆，后有楼曰昭赐可以登眺。……驿之右有皇华亭，左有月洲亭，相去百步，为使客憩息之所。”楼阁高大宽敞，“燕休登临，尽得山川之胜，庶几乎所谓中吴之传观也”。明正德姑苏志卷26驿递驿置驿丞，其职责是“典邮传、迎送之事”明史卷75职官四，即掌管公文、邮件的传递和接待使客与过境官风的滋长，权贵势要早已冲破了规定的限制，竞相营建豪华的宅第。例如明代大官僚申时行，在苏州府城内建造了八座宅第，“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申衙前、百花巷各四大宅。庭前俱有白皮松，阶用青石。西宅有御书同心匡辟匾大鼓，严嵩故物，上所赐也。今存鼓架。”吴门表隐卷15又如崇祯帝皇后周氏为苏州人，崇祯三年1630封其父为嘉定伯，赐第于葑门内带城桥东今苏州市第十中学校址，占地达60亩之多。明史卷300外戚、吴门表隐卷7清顺治四年1647，改建成为织造公署。

明代苏州官僚士绅营建的深宅大院，都为院落式建筑。粉墙黛瓦，宅院相融，一般都由门厅、茶轿厅、大厅、楼厅、书房和杂屋等五进或六进组成，侧有备弄联系各院落。有的还有戏台、花园和家祠。这些峻宇华屋，集木雕、砖雕和石雕于一体：有砖雕门楼、照墙木雕门窗、梁枋石雕门枕、柱础等。这些深宅大院，夹于两河之间，成前街后河的格局。

到了明代后期，苏州府城内的驻军发生了变化，据云：“中叶承平日久，武备松弛，兼之兑运法行，更番上下，不复知有戎事矣！其后变故频仍，盗贼蜂起，而军疲戈毨，不堪御敌，于是始开招募，谓之民兵。其于卫所弁卒，遴其良者，置之行武，谓之选锋。虽杂处营垒间，军自军，而兵自兵，不相混也。”明初漕粮运至京师，还未有定额，到了成化八年1472，朝廷“始定四百万石”，“而南直隶正粮独百八十

总数，故里又名为图。在城区则称坊或厢。明王朝规定，每坊或民主推选产生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