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看，此期的藏书家主要有三类人士，即贵族、官僚、学者，尽管他们的家世、经历、职业、性格等不同，藏书志趣各异，或为著述，以垂名后世或为治学，以探研学术或为苦读，以博取功名或为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皆钟情于书，这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不同的藏书目地是推动私藏发展的动力。他们除了实现藏书、读书基本目的外，还注意在藏书的过程中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慰藉。如晋书陶潜传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陶渊明的藏书情怀魏书李谧传：“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这是李谧的藏书情志同书常景传载：常景“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这是常景的藏书情结。梁书王微传载：“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这是王微的藏书情愫。由此可见藏书家怡情于书之一斑。他们藏书目的的多样性从不同途径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繁荣了私藏事业。

最有意义的是私藏与官藏的互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迭更，兵燹屡现，每及于此，官藏首遭厄运，如西晋末期，五胡乱华，“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东晋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卷五九，晋书王僧孺传齐末兵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卷二一，齐书王泰传梁朝侯景之乱，梁室藏书，多从兵火北周攻破江陵，元帝尽焚其书元魏尔朱氏作乱，秘阁所藏，“并皆散亡”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官藏的散出，有些被毁，有些则流入私藏家手中。官藏流入藏书家之手的另一种方式，是皇帝赐书，每次赏赐数千卷，不仅成为私家藏书的来源之一，而且分流了官藏，使之免遭覆灭之灾。另外，官藏目录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这为私家聚书、编目提供了参考信息，大有裨益，这是官藏对私藏的补充。而私藏回补官藏，则往往是在朝代更替、新朝甫立之时。在我国古代，一般规律，新政权建立后，总要搜求遗书，借鉴资治。如曹魏代汉，“采掇遗亡”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梁武践祚，诏求亡佚为梁武帝集坟籍令陈文好史，“又更鸠集”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北魏道武，“大索书籍”卷一一一，晋安帝隆安三年等等。由于封建政府“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隋书卷四九，牛弘传，也就是“威逼利诱”，藏书家们不得不向政府献书。如魏书江式传载：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有时政府还派人到私藏家中或借用，或强取，以补充官藏。晋书张华传载：张华“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檀道鸾续晋阳秋载：“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后率郗检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陈书张讥传亦载：张讥撰周易义等书合182卷，“后主尝敕就其家写入秘阁。”又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另外，政府组织人员整理官藏时，也常向藏书家借书，以作参考。北齐书樊逊传载：樊逊整理官藏时，曾建议秘书省“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子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结果，“秘书监尉瑾移尚书都坐，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遣阙。”官、私藏书的互补互动，是中华典籍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的根源，正是这种自觉行为，才保存了众多古籍，传承了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