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性格相当复杂，在去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

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明史》说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由于较之前任的明神宗、明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史》评价思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谈迁《国榷》称：“先帝（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锁绿山人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南明大臣则把思宗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