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清朝还是没有精力去修《明史》。”
“顺治二年（1645年）所下编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为何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一些皇帝的评价非常的客观？
“在当时，开始正式修建《明史》的时候，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着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
“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虽然有睢州人汤斌等汉人积极参与，但黄、顾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气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
“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
“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
“《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
“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
“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
“清朝是编撰了整整三次，费时了九十五年。”
“所以，我们才会在里面看到，有些记载，前后矛盾的很大，有些确实有理。”
“并且，还因为当时皇帝的政治手段的原因，结果时重时轻。”
第一次是万斯同定稿，而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弟子。
第二次是王鸿绪定稿，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编纂而成的。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
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张廷玉也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庙的汉人。
这其中的问题，一看就很明了，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后世的史学家有一些认为，《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还有一些认为，只有《明史》最为客观完善，因为认为《元史》的修订，是当时朱元璋迫于政治压力，急忙让手底下的人短时间内修订而成。
“不辨明是否对错，是否真实，直接就记载在了其中。《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
“但这种事情么？”
冯建笑着摇了摇头，不想去评价，只能说绝大多数的史学家太过天真。
认为修的越久，就越完善，并且越客观。
并且还认为前后不矛盾，不重复，并且还越通畅，就认为《明史》编纂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
“文学，是脱离不开立场的，也脱离不开政治。”
“没有谁能够能够脱离政治，脱离立场的去写文学。”
“文学作品往往反映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思维方式，而政治环境也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那些说什么要让文学脱离政治，要让文学干净的，但你看他们写的文章，明里暗里都在讽刺着政治。”
“这是脱离了政治吗？脱离了立场吗？”
“要不你的屁股坐在人民的立场上，要不，你的屁股就坐在其他的立场。”
“看任何文章和文学，只要看清楚他的屁股坐在哪里，许多的事情一眼就明了。”
李恩凡对什么要让电影干净，要让文学干净的人，向来是嗤之以鼻。
人的本身就脱离不开立场和政治，文学还能脱离立场和政治了？
怎么可能？！
“有人还说什么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但好的文学应该大于政治。”
“任何事情都不能大于政治，因为政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并且说是文学应该大于政治，但明里暗里，所写的全是讽刺政治，讽刺时代环境。”
“这大于政治了么？大于环境了么？”
“所以，史书这个东西，也同样如此，是脱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政治的。”
“一定是先有立场和政治，再有的文学！”
冯建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对这话同样是非常赞同的。
一定是先有立场，再有的其他东西。
反动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
同理，反动的人，不管学的什么，发出的什么声音，都是反动的。
“这世间，其实没有什么中立，你只能选择一个立场去发声，去抉择。”
“当你选择了中立，其实你就已经站在了某一个立场的对立面。”
“不反对，那就意味着默认支持。”
“两个方向，除了左，那就是右。”
“就像是古代掌权者压迫底层，压迫百姓，当你有能力反对的时候，你不反对，只是看着，那就是默认支持。”
“毕竟没有能力反对的，都是受压迫的。”
“而你有能力反对却不反对，那还说什么呢？不是支持是什么？”
众人也都清楚了，说是《元史》的修订是因为政治压力的需要。
但《明史》就不是了么？立场的原因，《明史》越详细，反而...
众人皆是沉默，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