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孟怀告诉了费行简实情：西洋人为俄国使馆参赞，向荣禄提议，俄国愿全力保中国，只要中国将东三省利权让给俄国。孟怀还提到一件事，很早以前，俄国人就经由白云观高道士牵线，联系上了李莲英、荣禄。

野史虽然野，但对高道士的判断还是准确的：“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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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底，俄国人璞科第来到了北京。

璞科第是一个中国通，大学时专攻明史和满蒙史，因学位论文《明代东蒙古史》在俄国汉学界显露头角，受到外交部赏识。他曾去过五台山、辽东半岛考察，出版了不少作品。因此，华俄道胜银行把他派往远东，希望借助他的学识，打开中国的大门。

璞科第熟悉中国社会，知道如何找门路。据《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记载，在同清政府交涉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过程中，璞科第曾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50万两。

来到北京后，璞科第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帝国实际掌权者的小路：白云观。当然，这样的政治交易必然是暗地里进行的，但总留有一些蛛丝马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廷出逃。高仁峒见京城被蹂躏，百姓受苦，于是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给衣物，收买人心。高道士亲自为此事撰写碑文：“庚子都门变起，事将隳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可见，璞科第也出资救济灾民。

此碑文还提到不少亲俄人士参与此次善举，由此可见璞科第关系网的一角。比如联芳，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又如塔克什纳（塔木庵方伯），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着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内有一个俄国党专门为俄国辩护，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提到此事的。这算不算是对外提供情报？朝廷里是否还有一个“日本党”？

1900年之后，日俄两国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针锋相对，之后更是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日本胜利。当时，伍廷芳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以改变时局。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非常尴尬的一点：这世上未必有那么多“卖国贼”，可没有外人的帮助，确实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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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图源：网络

或许是通过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务省也注意到了白云观这条小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田康哉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里面写道：“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

通过日本档案，我们终于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的。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译官岛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进了白云观。一开始只是参观，之后又与道士吃茶聊天，互赠礼物。很快，岛川毅三郎就发现了璞科第在白云观租用的后花园。

从日本人的报告看，高仁峒虽然长袖善舞，但受两国探子摆布，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报。但这也许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抬自己身价。

那年元宵，燕九节的狂欢刚过去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这位道士刚从奉天回来，亲眼见证了日军的强悍，赶紧回来报信，请求高仁峒保护东北的道观。高道士立马与岛川毅三郎取得联系，请求其予以关照。日方卖了高仁峒一个人情，于是高仁峒对日方殷勤了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请日本使馆官员。当天阴雨连连，岛川毅三郎担心高道士不来了。他提前半个小时去酒馆点菜，却发现高道士已经到了。聊了半天，岛川毅三郎才知道这个酒家的老板竟是高道士，而像这样的密会场所，还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筹交错，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机密场所，可畅所欲言。岛川毅三郎想要在白云观也租一个后花园，高道士婉言相拒。

岛川毅三郎问道，为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将任职俄国公使有关？

高道士说，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云观。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带夫人来白云观进香，夫人在散步时偶然遇见了璞科第的夫人，两人相谈甚欢。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说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于是下令召见璞夫人。外界说璞科第与慈禧关系不错，专指此事，其他都是风言风语。

岛川毅三郎转而问道：太后和方丈关系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为了读经出入宫中，得到太后的赏赐，习以为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开始，是太监总管刘诚印，后来则是李莲英、崔玉贵。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太监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岛川毅三郎一听，请求道士引见一下李总管、崔总管。高道士说十八日要去万寿山与二人相见，到时可以谈此事。

后来，日本应该是与李莲英搭上了线。高道士曾传达李莲英的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一场交锋下来，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滴水不漏。此时，高仁峒已经年过六旬了，可要说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丝毫不逊色。

在北京的政治场，所有人都要学会借力打力。只不过，大人物想的是驱虎吞狼，列强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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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峒是1907年去世的。

从他出任白云观住持开始，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乱、清末新政等诸多堪称历史剧变的事件，国人的心灵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震荡。然而，这些并没有对他的生涯产生任何变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那个有野心的道士。

要在北京做大做强，必须搞定宫廷。光绪三十三年（1907），白云观向宫里进贡海晏堂陈设、硬木福禄寿三星等九件。

要借情报抬高自己的地位。自太升堂酒家那顿饭之后，他又告诉了日本人许多事。比如李莲英是如何卖官鬻爵的，西太后对袁世凯态度如何，李莲英与袁世凯的矛盾，璞科第的现状，等等。

他十分支持庙产兴学，还曾提议在白云观办初级小学堂。就连《大公报》都夸赞道：“该道士亦可谓煞费苦心矣。”

高仁峒的继任者是弟子陈明霦。有人戏称：“因为高老道是创业之主，因机警过火，一意的竭尽心血，搜刮黄白，而不知既老以后尚有一个死字，故白云观在庙产及积蓄达于沸点时，而高老道的心血亦到竭绝之时，使用心机，奔忙一辈子，依然妙手空空，阖目长逝，并未享受清福一日，现成家产，完全落于陈明霦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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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白云观。图源：苏明强《白云观与近代北京社会》

当然，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事情不变不行了，但道士的生存智慧依然如故。

清朝没了，皇帝也没了，但全真教却不能再自由下去了。1912年7月15日，陈明霦上书袁大总统，主张成立中央道教会。

旧权贵倒了，要开始结交新贵了。陈明霦上可与军阀江朝宗称兄道弟，中可与银行大股东交好，下可与伶界中人杨小楼往来。1913年，江朝宗所作《白云观陈毓坤方丈传戒碑记》中曾列出了赞助人名单，其中有军界14人，政界6人，绅士25人。

变化最小的，是燕九节。

每年正月，白云观前人山人海，等神仙的，打金钱眼的，私会的，各得其乐。有记者在白云观遇上了两位摩登男儿，“他们穿着俏皮的西式鞋子，整齐的长衫，却四肢匍匐，虔心地在那里叩头，真令人不知自己是究竟到了哪里！”

即便有人批判迷信，即便有人怒斥“发财的是他们，财神也是他们”，可善男信女的发财梦从不曾消失。

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以一种古怪的方式，被消解在了恒定的生活秩序中。它，总是可以悄无声息地抵抗时代的野心勃勃，历史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