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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画像。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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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士人家国意识的增强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家—国—天下”的观念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到了无数士人。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
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
宝佑四年(1256)文天祥荣膺科举状元,陆秀夫也高中同榜进士。作为同年,两人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
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拥立赵昺为帝,继续抗战。
1279年,广东崖山,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宋帝昺投海自尽。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
在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整个崖山之战,史书记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 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等到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
内心最痛苦的,要数文天祥。崖山海战发生时,他被关押在元军的海船上,亲眼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北京)觐见忽必烈。
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北上途中,他绝食八日,却仍未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在《言志》诗中,他写道:
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
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被俘的宋恭帝赵?出面劝降文天祥。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前泪流满面。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当时9岁的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
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及其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柳娘写信给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
在回复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写道: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从而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不肯下跪,强硬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夏,他在狱中写下了《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终于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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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画像。图源:网络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绝命诗: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写完,他对着围观的民众高声呐喊:“吾事毕矣!”
他从容就义。
文天祥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其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欧阳氏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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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继续往前推进。
张煌言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宁波,是以一名被俘罪犯的身份。父老乡亲听到消息,纷纷出城观看,希望目睹这名坚持抗清近20年的孤胆英雄最后的模样。
脑袋后面已经拖着长辫的民众,看见他头戴方巾,身穿葛布长衫,一身明朝衣冠,恍如隔世。大家不禁潸然泪下。
浙江提督张杰,此前为了抓捕张煌言费尽心机,此刻他在衙署里“接见”张煌言,第一句话就是“等你等得很久了”。
张煌言神色从容,立马接话说:
“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
从1645年参加浙东的抗清运动开始,近20年里,他从未怕过死,他一直在等待死亡,等一个恰当的时候。
现在,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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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苍水)画像。图源:网络
张煌言被捕,根子在五年前就埋下了。
那是1659年的夏天,他与郑成功联合北征,逆长江而上,一直打一直打,打下了芜湖。这是多年来张煌言数次攻打长江最大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回忆这一仗的凶险,说是“两岸炮声如雷,弹如雨……骨飞而肉舞”。
血腥的场面,因为胜利,而被他写出了音乐般的欢快。
这一刻的张煌言,一度以为光复故国有望。临近的州府,一看他的势头,也纷纷改旗易帜,最高峰时,长江两岸有30余座城池处在他的掌控之下。
然而,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
张煌言的三千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但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一次次延误战机。
等到清军援兵赶到,郑成功却打不过了,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
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信断绝。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全军逃返福建。
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
经过残酷的搏斗,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最终仅剩一个随从携印陪着他突围,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徒步两千余里,退回了海上。
这次失败之后,张煌言再难发起有力的进攻。他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先于张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亲。
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两江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
张煌言不为所动。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他们共同的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
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那天之后,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
1652年,他的父亲张圭章去世。
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出来的。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
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
“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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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进入江南。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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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
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
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
“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
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
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
所以,张煌言的后半生,都在自我暗示中度过。
他在给友人、给敌人、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
文天祥最后从容就义,实现了青史留名。张煌言肯定也会走上这条路,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一天,终于来了。
1661年至1662年,顺治、康熙两任皇帝接替的这两年间,南明反清阵营厄运连连:永历帝朱由榔被绞杀,郑成功在台湾去世,鲁王朱以海病逝……郑成功之子郑经全线撤退到台湾本岛,东南的抗清武装,仅张煌言一支独存。
清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汉人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汉化,举目望去,天下早已不是1645年的那个天下。心力交瘁的张煌言,抗争下去已无意义,他最终遣散了部队,仅留几个死忠在身边,隐避在舟山一个海岛上。
从此时起,他已经预想了无数遍被捕就义的情景。
这一天,终于来了。两名伪装的僧人,抓到了出岛换米的随从,浙江提督张杰因而获悉张煌言藏身的小岛。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日,趁着夜色,一队清军从山后突入张煌言的住处。
当时去逮捕张煌言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张煌言的床下都是书,旁边有一副棺材,床头悬着一柄利剑,张煌言想去取剑,不幸被床帐绊倒了,所以来不及自杀。
三天后,他被带到宁波城,一生中最后一次返回故乡,以一个被俘罪犯的身份。
又十天,劝降失败的张杰,派人将张煌言押送杭州。
在杭州的监狱内,张煌言绝食相抗,仍旧不降。后来体恤狱卒会被上头处罚,勉强以水果维持生命。
杭州市民跟追星一样,追到监狱里。他们买通狱卒,以一见张煌言为荣,或请他题诗留念。那些日子里,张煌言从一个带剑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写书法的囚徒,在监狱里恣情挥毫,忙得不亦乐乎。
写的什么?一张一张,写的都是文天祥的《正气歌》!
九月初七,张煌言被押赴刑场,看到太阳照在凤凰山头,他吼了一声:好山色!
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随口吟出了早已打好腹稿的四句短诗:
我年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现场文书当即用笔记录了下来。
行刑的时刻到了。张煌言拒绝下跪,昂首挺胸,就义于刀下。对他而言,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此前数日,他的妻儿,已在镇江被害。没有人告诉他这个悲伤的消息。
数年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史家,一字一字地写下:
“煌言死而明亡。”
一个朝代,从它被宣布灭亡起,整整残喘了20年。而张煌言,是这20年最后的孤胆英雄,最后那个坚毅而悲伤的句号。
历史的江水无情拍打着江岸,无数的石子被浸润得通体光滑,偶有一块石头露出突兀的棱角:
阳光照射在上面,人们感受到它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