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三月，隋炀帝广游幸完江都毕，返回东京，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洛阳龙门，率百官从伊阙开始陈列法驾，从都城中轴的最南端，备千乘万骑，浩浩荡荡驶入东京城。二十七日，隋炀帝亲自登上皇城正门端门，宣布大赦，免收天下当年租税。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春，改东京为东都。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上元节，隋炀帝召集各国君王到洛阳，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者18000人，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端门灯火照耀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元宵节赏灯习俗，由此产生。

可以说，在隋末农民起义之前，洛阳京一直是隋朝最富丽堂皇的京都。而自隋末战乱里建立的唐朝，一开始，定都西京长安。

也是因为洛阳京一开始是被王世充占据。

王世充，字行满，其父亲并不是汉人，因为幼年丧父，随母亲改嫁后跟从继父姓王，寄居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

王世充自幼喜读兵法。隋文帝开皇年间，因战功被授予仪同三司的官职，随后，提升为兵部员外郎。

隋炀帝大业年间，提拔为江都丞，兼任江都宫监。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六月，杨玄感叛乱，进攻东都洛阳。

王世充率洛阳守军连战皆捷，等到平定叛乱，后逐渐掌握隋洛阳军兵权。

时值隋军主力远在辽东。

也是在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杨雄为检校左翊卫大将军，出辽东道。同年三月十日，当时部队在泸河镇驻扎，杨雄突然发病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与观王杨雄同在军中的其弟杨士达，也于同年五月病逝泸河镇。帝叹惜者久之，赠吏部尚书、始安恭侯，赠物三百五十段。

观王杨雄和遂宁公杨士达两兄弟，皆病卒于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东征时，而年事已高。消息传来，杨士达女杨氏于长安皇家寺庙里，遂也不由的关注北方战事。

还有，漕运中心的洛阳京。四岁的武明空在佛堂里看着《东都洛阳记》，虽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也与家里父母所说一一对应上了。

至于，大唐开国元勋武士彠就更不必说，他可是跟随李渊“晋阳起兵”的元谋功臣。而玄奘的《东都洛阳记》里也是这么说的。

隋大业八年至大业十一年，玄奘身在东都洛阳的净土寺。据其所说，也是进了净土寺，方才听说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下诏征高丽，窦建德所在的河北地区不堪重负，民变四起。

为了征高句丽，隋炀帝召集天下军队，号称二百万之众。《隋书·食货志》说，很多人在兵役、劳役中死去，被征召的民夫有三分之二无法归家，处处都是骨肉分离的哭喊声，只留下老弱妇孺在家乡耕织，田园逐渐荒废。

而据玄奘《东都洛阳记》所记载，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还得从炀帝大业年间说起，大业五年“张掖万国博览会”。

话说，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

史书记载：“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隋代张掖由民间互市发展到官府组织的“交市”在中外交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隋朝基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和大影响的一种策略。

当时，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在南北朝至隋的近百年中一直由吐谷浑控制，并充当中西贸易客商的中间人，成为隋朝在经营丝路、发展贸易策略中的一个极大威胁。

隋炀帝时，随着对北方民族的军事征服，隋朝疆域不断扩展，驻军数量相当可观。在军事上，筑长城，兴军屯，解决了军用粮食供给。同时，依托河西丰饶的水草，发展畜牧业，并重视马政。山丹牧马不仅加强了骑兵力量，且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畜力。

国力的强盛，为炀帝御驾西巡、平定河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之前，隋王朝政府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遣史部待朗裴炬前住张掖主持“互市”，充分利用与“胡商”接近的机会倾心交结西域使者、贾商，调查了解西域诸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服饰礼仪，翻阅大量的图书典籍，写成《西域图记》一书，上奏朝廷。此书记载了西域44国的翔实情况，并标绘成图。

隋宫乃至现在的唐宫据说还留存，共计六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