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战略思想的核心是“跨有荆益、两路北伐”。很多人喜欢拿关羽丢失荆州论证《隆中对》战略思想设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关羽北伐原因、出兵时间和襄樊之战全过程，便可说明《隆中对》所设想的“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方案是基本可行的，不存在计划失误。

至于说后来关羽襄樊之战败亡，造成荆州丢失，让蜀汉集团无法实现“地跨荆益、两路北伐”，主要是因为蜀汉集团实力不足、蜀汉领导集团大意、对东吴偷袭准备不足、关羽性格缺陷等一些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在本书《关羽的冒险》一章有详述，此处不展开），既不能简单归结为“关羽大意失荆州”，也并非诸葛亮《隆中对》战略规划有问题。所以，田余庆教授评价道：“诸葛亮作《隆中对》，未知条件较多，局势不太明朗，而所作出的判断如此具体，应验如此显著，这正是《隆中对》千古传颂的价值所在。唯其如此，《隆中对》包含未得应验之处，也就无法避免。”

第三个问题：《隆中对》执行得如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隆中对》到底行不行，还得看实践。

实践很快就来了。《隆中对》提出的第2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讨伐荆州。刘表病逝，刘琮投降，刘备逃跑。路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打刘琮（取荆州是《隆中对》“地跨荆益”规划的第一步），刘备不听（据《三国志·先主传》，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继续向江陵方向逃跑。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孙权结盟，共抗曹操。接着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孙刘联盟火烧赤壁、大败曹操，曹操集团退守襄阳以北。

从赤壁之战前后，亦可以看出：刘备、诸葛亮充分发挥“人谋”作用，联孙抗曹（其实主导权在东吴孙权手里，刘备诸葛亮属于配合地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赢赤壁之战，充分证明了《隆中对》提出的“结好孙权”可行性。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引用赤壁之战说明“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道理。经此一役，刘备获得了荆州四郡，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诸葛亮在刘备集团地位大大提高。

《隆中对》提出的第8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和诸葛亮利用益州内部矛盾，未经过多战斗，迫使刘璋投降，夺取益州，初步实现“地跨荆益”（荆州仅占四郡，并非全境占有，所以说初步实现），至此《隆中对》战略规划算是执行成功一半。

《隆中对》提出的第13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攻克汉中这块蜀汉咽喉之地，称“汉中王”，既可巩固益州，也可看作是一路北伐的尝试。至此，刘备集团达到疆域和事业的顶点。若以此时来看，《隆中对》是非常高瞻远瞩、无比正确的。

除了早期军事行动，入蜀治蜀也是《隆中对》重点内容。我们看看是否得到应验。

《隆中对》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那么诸葛亮在担任蜀国丞相后，完全是按照《隆中对》这个剧本，逐步实行的。五虎大将之一马超，出身陇西大族，在西凉既有威望又有实力，举兵反曹，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加入刘备集团后，帮助刘备拿下益州，这绝对是“西和诸戎”的生动演义；听从马谡建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作战原则，平定南中，其目的也就是“南抚夷越”；放下汉室正统的架子，抛弃深仇大恨，重新与孙权结为同盟，是为“外结好孙权”；诸葛亮革除弊政、举贤授能、依法治蜀，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把蜀汉治理得“道不拾遗、风化肃然”。

看来，从入蜀治蜀看，《隆中对》规划之意见，都得到了很好的应验。

领导科学杂志社副主编冯振广在《<草庐对>刍议》一文中认为，《草庐对》最终目标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不在《草庐对》本身，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归纳起来有：第一，麻痹大意，丢了荆州；第二，刘备伐吴，大伤元气；第三，天下未变而北伐，必劳师而无功；第四，用人谨小慎微；第五，军事不能出奇制胜；第六，北伐系无奈之举，缺少必胜信心。冯振广副主编的见解十分有道理。这六条原因，细分起来，应该为前两条负主要责任的是刘备。诸葛亮虽然作为《隆中对》战略规划的提出者，但前期并未直接参与襄樊之战、夷陵之战等重大决策，故发生关羽败亡、丢失荆州，导致“地跨荆益”成为泡影后，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惋惜的。至于说“天下未变而北伐”，实属无奈之举，以攻为守，通过发动战争凝聚人心、转移矛盾，都有道理，但总体收效甚微，也充分说明“天时”重要性。偏居一隅、综合实力弱小、粮草运输困难、一路北伐、不容失败等因素，必然导致蜀汉北伐出兵路线缺少应变、容易被魏国识破而作出针对性防守，那么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痛惜局面，也就再所难免。

第四个问题：《隆中对》有哪些历史局限性。

《隆中对》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襄士人关于如何兴复汉室、统一中国这样战略规划设计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既然是“人谋”的产物，必然会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跨荆益”和“外结孙权”不可兼得。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玉堂教授在《<隆中对>：科学与虚幻并存》一文中认为，《隆中对》的最终目标是一种主观愿望，实现目标受许多客观因素制约。就当时客观情况来看，实现最终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主要因为存在三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一，“跨有荆益”和“外结孙权”之间的矛盾；第二，“外结孙权”和“兴复汉室”之间的矛盾；第三，刘备“标榜信义”与“统一天下”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第二、第三对矛盾，也不算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是《隆中对》战略规划的不足之处。原因也很简单。

“外结孙权”只是权宜之计，暂时的，从长远看，要“兴复汉室”，必将面临与曹魏、东吴的战争。两者只是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之间的差别，并不矛盾。

“标榜信义”与“统一天下”更是构不成矛盾。以信义取天下，只是树立政治旗帜，拉拢人心的需要，无论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弃天子另立门户”，事实上并未影响汉末军阀之间的斗争。从三国鼎立，到三家归晋（可以将晋视为曹魏的延续），归根到底，还是谁的军事实力强大，谁获得最后统一天下的胜利。

唯一确实存在的是第一对矛盾——“跨有荆益”和“外结孙权”之间的矛盾。在《关羽的冒险》一章，我们分析了荆州的战略地位以及对魏蜀吴三国意义。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西连益州，东连扬州，北接宛洛，战略地位重要，州治襄阳处于“中线”兵家必争之地。蜀汉到底有无可能做到“跨有荆益”和“外结孙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诸葛亮出山至襄樊之战爆发期间，“取荆州”和“结孙权”是否可以兼得？

从当时的时局和魏吴两个对手的战略规划看，不可能！

曹操要“成霸王之业”，必须统一南方，而统一南方，必须拿下荆州；孙权要“竟长江所极”，也必须拿下荆州，而且“取荆州”属于曹魏、东吴的“近期规划”。

假如曹操在发动赤壁之战前，认真听取了谋士贾诩“招揽贤才良士，安抚百姓，暂缓发动战争，等到荆州局势稳定，江东就会不攻自破”的建议，或许根本不会出现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贾诩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不过曹操得来荆州太容易，以至于谁的话也没有听进去。从占领荆州到丢失荆州，无奈退守襄阳，都在转瞬之间。

襄樊之战爆发，孙权为了夺得荆州，利用关羽围攻襄樊，江陵后方空虚的有利战机，不惜与刘备集团结下深仇大恨，秘密联合曹操，运用令人不齿的“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斩杀关羽。孙权的这一套操作，一方面说明仁义道德在国家利益方面一文不值，一方面说东吴觊觎荆州久矣。

所以，从第一阶段看，“取荆州”和“结孙权”是矛盾的。“取荆州”，就不可能“结孙权”；“结孙权”，亦不可能“取荆州”。

那么，在第二阶段，刘备夺得益州后，是否可以既“取荆州”，又“结孙权”呢？刘备、诸葛亮二人付诸了实践。

刘备实践了“取荆州”。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一个月后，刘备打着为关羽报仇的旗号，亲帅十万人，向荆州发动了大规模战争。有学者分析，关羽败亡距此时已一年半左右，刘备就是再大的怒气，也早已退去。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真实目的，可以视为是对“地跨荆益”的再次尝试。不过很遗憾，败多胜少的刘备再次失败了，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刘备本人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亡于白帝城（今四川奉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朱大渭研究员在《<隆中对>与夷陵之战》一文中认为，“夷陵之战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蜀、吴政略方针相冲突的反映。吴胜蜀败是由于吴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处于优势，以及吴军统帅陆逊的正确指挥。”

从计划看，刘备未打算“结孙权”；从结果看，刘备也“未取到荆州”。

诸葛亮实践了“结孙权”。刘备去世，刘禅继位，诸葛亮被拜为蜀国丞相。诸葛亮派人联络孙权，不计前嫌，修复了与孙权的盟友关系。“地跨荆益、两路北伐”是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为何诸葛亮终其一生，都没有再次出兵荆州，实现这个目标呢？不是诸葛亮不想，而是实力不允许。夷陵之战，陆逊的一把火把刘备的家底几乎烧干净了，蜀国也变成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方了。不要说在汉中、荆州两个方向同时面对曹魏和东吴，哪怕单独与东吴争夺荆州，蜀汉也未必有胜算。所以，诸葛亮审时度势、力排众议，主动修好与孙权的关系，稳定蜀汉东边局势，以便集中精力北伐。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孙权称帝，建立吴国，消息传到蜀国，举国震惊。群臣建议与吴国断交。诸葛亮说：“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从计划看，诸葛亮“结到了孙权”；从结果看，没有实力“取荆州”。

综上，从刘备和诸葛亮在第二阶段的实践来看，欲“取荆州”，必伐东吴；欲“结孙权”，必弃荆州。

二是荆益两州交通困难，不利分兵把守。

雄才伟略、高瞻远瞩的毛主席评价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主席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主要考虑是荆益二州相距千里之遥、为群山所阻，两地分兵必然让刘备集团失去局部兵力优势。关羽败亡于襄樊之战，荆州被孙权集团偷袭得手，即是明证。假如荆益二州如荆扬二州一样交通顺畅，刘备对关羽施以援手，襄樊之战结果如何另当别论。所以，有网友戏称，就襄樊之战当时局势和力量对比来说，以孤军对抗曹操、孙权源源不断的援军，不要说关羽，就是神仙下凡，也攻不下襄樊、守不住江陵。

三是蜀汉综合国力弱小，不足支撑北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首先，横向对比魏吴蜀三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满仓研究员所撰《隆中对的政略修改和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方针》认为：三国鼎立时期，从地域看，魏占有全国13州的9个州（冀、青、幽、并、凉、徐、豫、司隶、兖）和荆州、扬州一部分，东吴占3个州（扬、荆、交），蜀仅占益州。从人口看，曹魏人口443万，蜀汉人口94万，约为5:1。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向军副研究员所撰《三国人口考》认为，三国人口最少的公元220年，魏国约有666万人，吴国约有284万人，蜀国约有143万人，魏吴蜀人口比大约为4.6：2：1。公元263年，魏国约有900万人，吴国约有360万人，蜀国约有180万人，魏吴蜀人口比大约为5：2：1。

上述统计，虽然计算方式、统计时间节点不一样，但从地域、人口两个关键因素看，三国中魏国实力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的力量对比是一样的。

其次，综向对比益州自身。

据《续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益州十二郡共有1517319户，7204877人。

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降魏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28万，人口90万，带甲将士10.2万，官吏4万。

论人口数量，蜀汉投降时仅为123年前的14%左右，造成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灾荒、瘟疫、豪强隐匿私兵等因素。从蜀汉投降时的官兵人口所占人口比来看，全国10%左右的人口在当兵打仗，3.8%的人是官吏。两项相加，约等于每6人就要养活1个公职人员（军人和官吏）。

据成都市社科院许蓉生研究员所撰《蜀汉军队的组成及其来源》统计分析，“从刘备称帝至后主亡国，四十余年间，蜀汉政权的在册人口，从未超过百万。在这不足百万的人口中，可以役使的丁壮不会超过二十万，而这些人同时又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由此可见，蜀汉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难以支撑连连征战。

无论是与魏、吴两国对比，还是与益州前期历史对比，蜀国地小人少、综合实力弱小的问题都非常明显，都不足以支撑北伐事业。

“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田余庆教授评语），诸葛亮却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清朝康熙皇帝高度评价“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将蜀国治理得最有条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为促进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