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说：“听起来是没毛病，吴志这毛头小子一说，应该改为‘广大群众对清除街边占道经营产生的效果都赞不绝口’才对，否则群众是赞叹效果呢？还是赞叹清除的行为呢？指向很模糊，这虽然说是一个小瑕疵，但是能看得出来他还是不随波逐流的，所以严书记，你看看他是不是敢想敢做。”【这样恰当的例子，真的难为作者了】

严书记说：“这是好事啊，年纪轻轻的要是刚上班就没有了棱角，那么这社会上也就没有希望了。”

他嘴里虽是这么说，心里想着还是得先安排一个股级干部的职位，用用看看再说。

于是他出了规划局的门，就去了组织部的干部科。请组织部去考察，一个月后，吴志就被安排到这里做了镇长助理。

吴志的镇长助理在乡镇照样被称作吴镇长，其实他连副镇长也不是，吴老二见到儿子这样有出息，就给他买了一辆原装的铃木摩托，于是整日里就看见吴志穿着皮夹克，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飞来飞去，在镇上总是标新立异、老少逢源。

镇里安排他协助高主席分管城建。

九十年代镇政府的业余生活是很丰富的，起码吴志是这样认为的。

上午工作是忙忙碌碌，要到所驻的村里布置农活，安排提留、统筹、河工任务、植树造林、粮食收购还有计划生育，完事了他总到村子南面的运河大堤上，坐在土坡上眺望远处的风景，一路骑车的辛劳全被这点惬意抵消了。

晚饭大多是喝酒的，当时叫“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胃……”然后的活动是打牌赌烟，打麻将赌钱，有时候在几家有电视机的住家看看电视剧，甚至还能骑着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多带几个人到县城去看场电影，但镇里的干部还能享受到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到镇里的大会堂来看演出。

镇里会堂前门照例是卖票、检票的，但是有一个后门，直通镇政府食堂的偏门，控制门锁在会堂那边。每当放精彩电影或者有外地的文艺队来演出，镇里的文化站长都在开演前几分钟把那小门打开，把镇政府干部及其家属放进去，有时得到提前通知，他们还会把亲戚、朋友叫来等候一起进去。

看电影时候一般都把八九排中间留下来给镇干部坐，看文艺演出时候就把一二排中间留下来给镇干部坐，这部分的门票就不对外卖了。如果有人先坐了，文化站长来叫他们给让出去，这个人也没意见，大多数观众都按票坐的，很规矩。

文艺演出的节目五花八门，开场舞、独唱、相声、小品、杂技、舞蹈，最后总有一个有点唱功的“大腕”在观众热烈的掌声里连唱三四首歌曲就结束了。

夜里，演员和老板男男女女都在舞台的大幕后面打地铺住在一起。

歌舞晚会照例都会有一个节目是脱衣舞或是草裙舞，也是吸引农村观众的重头戏，几个美女在台上扭扭妮妮，衣服越脱越少，但灯光闪动的频率却越来越快，急的观众狂呼大叫，吹着口哨，扔饮料瓶，在那种高频闪动的灯光里几乎只能看到几个人影在台上晃动，而且像动画片一样，画面跳跃，而且还有延时，急的所有观众都高呼“退票”。

有一个杂技节目，开头是各种杂耍，骑单轮自行车、顶碗什么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瘦小、大概有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黑T恤，黑健美裤，外套一件橘黄色西式短裤，看起来不伦不类，也很搞笑，他表演的绝活是拿大顶，这不难，但他能在拿大顶、头朝下时喝啤酒，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酒逼到上面的胃里的，他一边喝啤酒还一边用鼻孔抽烟，观众掌声雷动，他就更兴奋了，用腿在倒立的空中做各种姿势，还故意把腿分开，展示他那橘黄色短裤已经绽开了线，露出了裤裆部位黑色的健美裤，特别刺眼，他两脚向上狂蹬，助手给他送来了话筒，竟然唱起了《东方红》，吴志他们顿时义愤填膺，岂能让他这样放肆地、不严肃地糟蹋我们的红太阳，吴志叫上一个同事跑进了后台，找到老板，劈头盖脸地熊他们说：“用这个姿势唱我们伟大领袖，就是犯罪，我们代表镇党委，要求你们立即停止这个节目，否则叫派出所来把你们抓起来。”老板被吓得不轻，连忙赔罪，连忙叫停止演唱，可惜舞台上也唱完了。

第二天白天，剧团老板专门到吴志办公室赔礼，吴志说他们象这样玷污领袖，应该上报文化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老板连忙说不敢了、不敢了，最后吴志狡诈地给他们下的处罚是帮镇政府买十支四节电池的手电筒，说是方便他们夜间值班，老板象得到大赦一样欣然接受了。

晚上吴志又和院里的年轻人去会堂看戏了，带着那十支手电筒，又到了草裙舞节目，灯光又开始高频闪动，这时他们坐在第一排的年轻人突然把手电筒全部打开对着台上照射，大伙似乎终于看清了他们想看的东西，也就两三秒钟，台上的演员发现了怎么回事，就都慌不择路地逃下台去。

照例又开始了拿大顶那个节目，那个演员又在卖力地展示他的绝活，特别又展示出他的破裤子还是没有缝上，吴志看到这个细节，以为演员们拿他的意见不以为然，正要发作，又到了助手送话筒环节了，透过话筒，观众都能很清晰地听到助手说：“别唱《东方红》”，演员说：“我知道”，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唱了一首《何日君再来》。

吴志深深地为自己这正直的、正派的、刚正不阿的正能量叹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