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喇叭虽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也有一套，“唉……呦……，你怀疑我是怎么弄来的合同，你可以去举报我。当年这个汪就是个没娘的孩子。要不是我把他抱养了，还给你们上交承包费15块钱。要知道那时的‘大前门’才两毛三一包，能买七、八条大前门了。那汪边要不是我整理、加固、种树。汪的旁边不知道又有多少地要被冲刷掉。你看看沟对面那边镇上挨水刺的都成一片汪洋了，少说冲掉了100来亩地。”

孙书记说：“有合同照合同办，白纸黑字我不找你多要，但也不能把纸上没有的东西给你。”

老蒋手指外面说：“那其他人在宅基地外种的树，你村里也要都去砍啦？”

书记说：“人家那都是有宅基证的，国家承认，盖屋没占完种点树，自然是谁种归谁的。”

老蒋说：“嘿，这不是和我那一样吗？他在宅边种树，我在汪边种树都是谁种归谁。”

……

“蒋大喇叭”回家后很有危机感，就去找他的兄弟蒋守财商量。

镇上有个砖瓦二厂就在他们兴隆村里的，镇办企业改制的时候，砖瓦二厂已经亏损的资不抵债无法生存了。他的兄弟蒋守财就把这砖瓦二厂买了，说是买，其实蒋守财原来就是厂长。改制时，他承担了债权、债务以及厂里拖欠工人的工资，镇里就把企业以零资产卖给他了。

这个厂是这里大办工业时代镇里投资了200多万建的，盘了大窑，修了40米高的大烟囱，拉了专门的供电线路、安装了变压器，买了推土机、制砖机、几十辆小推车，还有一台五〇大拖拉机，还包括50亩地。

看似投入了这些东西，每年的生产还要找镇里要流动资金去征地买土，土买来打成砖坯，烧成砖卖了钱，发点工人工资就没有了，所以别看这个大摊子，镇里每年都还得倒贴二、三十万。

本来砖瓦二厂也不至于经营的这样惨淡，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厂是公家的，于是就有了很多关系户来买便宜砖。

有镇里的书记、镇长批的条子甚至于可以白送，即使是财政所和工业办公室批的条子也可以打个对折半价销售，这样就连成本也不够。

也有人大大方方说不讲价的，其实他们的后台更硬，根本不用问价，只是说暂时没钱，先赊账，可是这一赊欠就是猴年马月也要回不来了，海了（烂账的意思）是大多数。

生产经营上没有难倒蒋厂长，就是外围的关系太难相处了，用电、取土、买计划煤，哪样不得托关系、走后门，被他找的人都说事情好办，可是一办下来就要落了一个人情，人家再来买砖还能不给一些优惠？所以这镇里投资这么大的一个厂子连年亏损，甚至后来到了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的境地，正赶上改制，蒋守财买下了这个砖瓦厂。

之所以现在能以零资产卖给他，因为有40多号工人需要他领去，还有账面上欠人家的煤炭钱十几万，工人工资大几万。如今，镇里也算甩了一个大包袱，松了一口气。

他改革了厂里的规章制度，自己亲自抓原材料采购，销售也是他自己亲自把控，贴钱的生意绝对不做，帮忙架势的人该蒙人家多少情，就蒙多少钱，人情上我不欠你的，生意买卖上也就不再含糊了。

俗话说“官船漏，官马瘦，官宦老爹不长肉”，这个厂卖到私人手里就红火起来。他兄弟守财当了几年老板已经被人家叫他蒋总了。

蒋总整日里夹个小包，开个二手的普桑（小轿车）在县里跑来跑去。

大喇叭来找守财，说了缘由，蒋总气得大骂：“这个逼养的二老扁，他当几天官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就是自己没有屌能耐，看到别人发财就眼红，去年夏天，他知道我会在晚上趁凉快，夜里走砖，快天黑的时候，他派人把路挖了一个大豁子，我那大五〇拖拉机装了一车砖，走到那儿一下子顿下去，车子的大轴都断了，半夜里找人去把砖卸下来，就顿那么一下，砖损了一大半。又请吊车来把大拖拉机吊走去修理。前后耽误了四、五天，损失了五万多块钱。”

守礼说：“那你不去书记那里去告他状，让他赔偿损失。”

守财说：“我去找了，吴老二他借口说镇里安排放水的，他怕小渠淌水慢，就从路上挖个豁子，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夜里出砖，给推的一干二净，书记也拿他没办法。”

大喇叭说：“我这事儿就是他挑的，搓着孙书记找工作组来治我，我看孙书记就听他的。”

蒋守财说：“老大你别怕，现在六老爹家的小英子调回咱这里了。”大喇叭说：“是蒋桂英吗？那时他比我们小，就叫他小英子，其实她比我们还长一辈哩。他不是在河东哪个镇上做妇女主任吗？官太小啦。”蒋总说：“那不是妇女主任，是镇上妇联主席，这不，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各地都突击提拔女干部，她算赶上了，先是提了副镇长，现在做了党委副书记，并且调回到咱镇上啦。”

蒋大喇叭一拍大腿说：“那个毛丫头至多能有30岁，小时候天天跟着我的喇叭班子跑来跑去，却喊我大侄，说话声音也好听。后来上了大学就走，十多年都没怎么见面，她结婚时我刚好有事也请人带礼去的，没见着她的婚礼。”蒋守财说：“那明天我们就去镇里找她，请她给我们蒋家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