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乡土气息非常浓的文章，叙述了一个小镇上吴蒋两个家族矛盾的产生与化解，穿插了很多基层工作上遇到的难题和破解方法，都是干货，约有30万字，不过每一节都会让读者有收获，故事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切勿对号入座。

一招到了大项目

三秃子怎么也想不到，他不仅成为镇上招商引资企业老板，还能过上如此肉山酒林的生活。

他四爷曾经是镇上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虽然没有正式、系统地学过法律知识，更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是他的形象在农村里面像个文化人，仅此而已。于是他就凭借着他所读过的《故事会》、《莫愁》等杂志里面的案例，由于他又善于揣摩和联想，常常能借用杂志里的言词，说出一些在老百姓耳朵里是非常有文化的词句，又在周边的几个镇上成功地帮人打赢了几起官司，也就是一些借钱赖账的，意外伤害的，还有就是家庭矛盾的案子，这些在农村一般老百姓不知道打官司的程序，而他呢，就有胆量去闯一闯，不懂就问，官司也就顺理成章地赢了，小有成就以后，人们也都称呼他为“律师”，一来二去，他也自我感觉良好地、渐渐地装起了做“律师”的范，整天在胳肢窝里夹着大大的黑皮包、金丝边眼镜，但他还是去不掉“编外律师”的土味，最明显的形象是耳朵上经常夹着别人敬他的卷烟，而此时，他那被熏黄了的手指里肯定还有一支正在燃着的、也是别人敬的香烟。

后来，他因从事不合法的司法代理业务，甚至与政府作对，帮助因某些原因被处罚的与政府打官司，而且事先就收了不少代理费，官司也没打赢。

而后又被委托人告上了法庭，形成了诈骗罪，从轻处罚，被吊销了执照，然后他就只能私下里在民间进行一些法律咨询服务，偶尔也代理点小的民事官司，此时在民间他已经不被叫做“律师”了，而因为他经常在原、被告之间两头说好话，于是被称做“黑蜜嘴”，甚至当面也有人这样称呼他。

三秃子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光头，只是他后脑勺上有几块赖皮脱发和几撮白毛，从后面看起来就像恰好组成一个很工整的洋字码（就是阿拉伯数字）“3”，他还偏偏不留个长发遮盖一下，正常都是推个短茬子小平头，那个“3”字就更明显了，所以大家都叫他三秃子。

因为代理官司的需要，“黑蜜嘴”少不了找三秃子帮忙，很多时候要演个双簧啊，扮个打手啊，搞一帮医闹，甚至鼓动一些违反政策的人去找政府评理，三秃子就是一个好助手、好演员。可惜自从他四爷“黑蜜嘴”被驱逐出司法队伍后，很少有人再请他打官司了，三秃子又恢复了游手好闲状态。

谁知喜从天降，一天，四爷来告诉他一件事，四爷“黑蜜嘴”的近房亲戚，比他还长一辈的二爷（三秃子则得称呼为二老爹，其实这里面的“大爷”“二老爹”的也没有必要搞的太清楚，看看故事就行了）家有海外关系，老华侨最近回来了。

其实老华侨以前也回来过，80年代末，许多台湾的、马来西亚的、菲律宾的华侨都回老家来探亲。三秃子得称呼他为老太爹的，那时也从菲律宾回来了，他60岁了，携一个俊秀的老婆，大约40岁，回到家乡，在县里外事办、侨办领导的陪同下找到了家乡，找到了他的孩子：大女儿就是“黑蜜嘴”的丁大姑40多岁了，嫁在外镇，看起来生活很辛苦，脸上皴的像老树皮，脑后扎一个松散的发髻，看起来比她的后妈可老多了，就像一个老太婆了。

老华侨的儿子就是“黑蜜嘴”的丁二爷（三秃子得称呼他为“二老爹”）在那些年时因这样的特殊关系，耽误了婚事，到40岁也没有结婚，家徒四壁，宅子上的三间老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间偏房做饭，里面有一个烧锅炝子，和一堆柴禾，四面墙都被熏的乌黑；另一间偏房是卧室，仅有的一张床，还是在木架子上面用绳子编的软床；中间一间堂屋是吃饭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破桌子和一个小板凳，身上倒是穿了一件干净衣服，那也肯定是县里外事部门临时给买的，老太爹很失望，心情不好，所以就没有对亲邻进行慷慨馈赠。

那时候，别的侨胞回乡一般都给近亲乡邻每人一个金戒指，黄金100元/克，一般也就3-4克的，值300多元钱，那时候，乡亲们遇到红白事，随的份子钱才是5块、10块的，所以应该还算是值得期待的一笔大财富。可他们夫妇赠送的礼品却是镶嵌在精美相框里的他们合影照和一支金属外壳的上面刻着他们名字的圆珠笔。亲邻都很失望，觉得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金戒指，再说那精美的合影照与他们家里的“家居风格”更是格格不入，有的和墙上的明星照挂在一起，有的放在旧衣服堆上，甚至还有放在供桌上与祖宗的牌位平齐。

他们夫妇俩也没趣地在村子里转悠了几天，儿子那破败的院子让这老华侨很不适应，没有煤炭炉子，更没有煤气灶，要烧柴火做饭，实在是难为死他们了（这一段很好拍成电影），再加上没有后代的失落，他们给儿子留了两千块钱，自己在市区的酒店里小住两天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