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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寇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5日，宁波同乡会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会所集会商议抗日救国事宜。

四叔与阿凤娘作为乡亲到会，阿良与阿凤随同前往，他们终于“后会”了。六年了，他们都长大了，阿良十八，已然翩翩俊男，阿凤十六，亦然婷婷少女。两人骤然相见，对视一瞥，似曾相识，几乎异口同声地招呼道“侬好呀！”，

虽然同在上海，但各自为生计奔忙，一直未再谋面。久别重逢，嘘寒问暖。四叔说“阿良开店了”，阿凤娘说“阿凤在香烟厂当领班”，大家有说不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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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阿凤娘俩就在四叔的“顺昌私塾”留宿，四叔就到阿良的“勤生柴炭行”，与两个侄子挤一夜。因为第二天他们还要随同乡会去参加一个大会。

9月26日，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在南市方斜路公共体育场举行，与会市民达数万之众。会后大游行，阿良阿凤以血气方刚之声，领呼口号：“国难当头，抗战到底！”抗日烽火点燃了阿良阿凤这一辈人的青春热血。

游行结束，顺路送行，四叔向阿凤娘悄声问起阿凤的婚事，阿凤娘看了一眼意气风发的阿良，曼声轻语回道：“让伊拉先交往起来再讲。”

临别之际，他们互留地址与传呼电话，四叔叫了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了地址，付了车钿，转首示意阿良趋前道别。阿良特意递给阿凤一张名片，向阿凤娘俩依依惜别：“常常来白相啊！”

花样年华的一对年轻男女，一个在商，一个在工，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俨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命运安排他们重逢在风云际会的时刻，阿良与阿凤从此相向而行，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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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救国会，从1931年9月到12月，几个月中就有6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其中有各界抗日救国义勇军，如市民联合会救国义勇军、各大学青年义勇军，工商界各行业有邮务工会义勇军、国药业义勇军、煤业公会救国义勇军等等。

当年，阿良作为柴炭行甬商业主，积极响应宁波同乡会的号召，义不容辞地加入了煤业公会救国义勇军，参加操练活动，随时准备开服前线。店务就交给四叔与阿民弟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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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有一支始终活跃在第一线的队伍，那就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的师生们。她们组织宣传队上街宣讲抗日道理、演唱抗日歌曲、募捐看日经费；组织缝纫队为部队赶制军服及御寒丝绵马甲、组织救护队上前线救护伤兵和难民。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娇小的女孩，聪明伶俐，心灵手巧，事事抢着干不怕苦、回回冲在前不怕死，赢得了队友们的拥戴，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蔡畅等视察时，都曾亲切地接见了她，夸奖她“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