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难受了，我实在太难受了。

我一直不愿意回忆过去，那些感受与情绪的细节，像利刃，有时候纤细的剐片着心口最脆弱的嫩肉，有时候沉重的像大锤，一下一下没轻没重的往太阳穴上砸。

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回忆总是浮皮潦草的点到为止。

使人长久陷入痛苦的，往往并不是已经发生了的结果，而是对那些原本可以有另外选择的节点，无穷动似的后悔与愧疚。

如果那天，我不说那样的话，就好了。

如果那天，我不动手打他，事情也许还有转机。

如果那天，我劝他打工得了，搞个屁攀岩，今天得得，会不会还在那里，用一个青年男性清朗的嗓音，欢快的叫我“哥哥”。

哥哥这两个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亲情产生了实质感的联结，我从心底里，愿意为此付出我的一切，包括人生，包括生命。

所以，我并不愿意接受所谓“暂时失踪”这样模棱两可的结果。

我尝试给那个境外号码回信息，但每一次都是石沉大海。

当时警方根据我的一些陈述，有过一个猜测，说像得得这样年轻的男孩子，又是急需要用钱，极有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校园贷之类的高利贷陷阱里，而这些团伙的惯用伎俩，就是会在借款人无力偿还的时候，将“抵押物”发给其亲朋，用以勒索。那么得得的失踪，也许就是逃遁外地躲债去了。

这种说法，我大抵是认同的。就算不是“校园贷”，也很可能是类似的某种方式，总之万变不离其宗。

我现在关心的是，得得去哪了。

那么小的孩子，能去哪里？

在遍寻无果之后，我还专程回了一次老家。

村庄漠然伫立，毫无变化。

哑巴女人和爷爷分开了，回了自己的家，我去看望她，见她接了给包装厂折一次性手套的活儿，坐在院子里，埋头苦干，折好半天，也赚不上几毛钱。见到我也是神情麻木，未显示出一丝作为长辈的热情。

我问她得得有没有来看过她，或是联系过她，她摇摇头，低头继续。

村里是这样，谁回来过，不可能无声无息。

所以得得确实没有回来过。

我一个人神游似的，在村庄周围转，这里万年不变，一草一木还是若干年前的样貌，我转头，跟着风，一寸寸浏览着我和得得相依为命的足迹，那里跌倒过，那里又笑作一团......

回到学校，我毅然决然的办理了休学。

那是我弟弟，此生唯一的亲人，我不能不管他。

我死皮赖脸的去缠得得过去的同学，终于有个人说，好像在得得退学前，见过一个年轻男人，频繁的来学校找过他，而且表现出来的样子，是那种很明显的纠缠，就很一厢情愿。

那人总是背着一个单肩挎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走路略微有些长短脚，一颠一颠的，后来得得退学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了。

这线索简直让人振奋。

我又去找了得得的房东。

得得房租交了一年，经过上次警察来问话的事，房东也不想以后到期了会有什么麻烦，积极的带着我走访周遭邻居，又篦头发似的蓖了一遍，终于街口一位理发店的托尼说，好像也见过那个长短脚戴眼镜的男人，在这里出现过，用他的原话就是，“蹲点儿似的，看着就不像好人。”

疑虑在心头越积越厚。

我简直恨不得即刻找出这个人来，狠揍他一顿发泄！

长时间的精神紧绷和压力山大，让我一点点丧失理智，那时候只感觉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每一口呼吸都是焦灼。

但是要在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找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难度实在太大。

我只能不厌其烦的又去骚扰当初接警我的民警。

人家警官也热心，但左不过这事按照流程，就不是一个适合他们介入的事情，要什么依据没有，要什么证据没有，属于情感上关切，行动上爱莫能助。

天一点点黑下来。

总不见亮。

那天是得得的生日，我喝了点酒，疯疯癫癫的跑去他的出租屋耍了通酒疯。

凌乱的杂物中摊开一只笔记本，里面是得得高中时候语文课用来积累名言警句的摘抄，上次警察都看过，没有什么有线索的价值。

我也没报什么希望，只是单纯眷恋的抚摸着上面熟悉亲切的笔记。

一页一页翻过去，泪眼模糊。

合上本子的最后一秒，我停顿了一下呼吸。

因为有红色的笔迹，在摘抄本的封底，居然悄然写着一列小诗。

不是摘抄，没有注明出处，是得得自己写的——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

假装我从没有来过。

真相是记者笔下的线头，

编织成一顶帽子，

压着我，

或者是流浪者心头的一颗痣，

医生一刀剜下去，

留下永恒的伤口，

痣就死了。

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

假装我从没有来过！

如果实在想念我，

就为我报仇，